新诗：现代汉语艺术的机遇和挑战

□ 本报记者 汪益民

所谓诗歌沙龙，就是很容易诞生写作冲动和诗歌草稿的地方。就是一些哲思的闲言碎语，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遇上了合适的人。文友们在举办沙龙活动。

作者与南通诗人萧萧在东凌湖。

笔友们在小洋口参加征文活动。

诗人北天、亦浪与岔河诗人姚建国在一起。

与外地诗友在大豫采风。

自胡适先生1916年8月写下《两只蝴蝶》始，新诗写作正式登上文学舞台。今年适逢是汉语新诗诞生100周年，短短一个世纪，新诗审美和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东的诗歌爱好者也盛逢其时，才俊辈出，一大批优秀作者在这片古老的扶海洲上行吟放歌。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周瓒、戴潍娜、孙灵芝、钱雪冰、亦浪等诗人的声名鹊起，新诗写作成为如东文艺沙龙不可绕开的话题。孔子说，诗歌可以“兴观群怨”，每当如东的文学爱好者和诗人们谈及这个新的文学样式，总是兴致浓郁，从中也可以管窥生生不息的民族诗歌精神和传统。

事实上，当我们讨论诗歌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说语言艺术，说文化，说哲学和信仰，而且是在修正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是在寻找更好栖居大地的姿势，因为，诗歌是人生的修行和观察世界的眼光。2016年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再次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诗歌已不仅仅是分行的躺在纸上的那个形态。

一切都是新的。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汇融合，东西方美学观念在这里碰撞激荡。审视发生和发展，指认铅华洗尽之后的那个纯真，无疑对繁荣如东文学创作，树立新时期如东文化自信大有裨益。

从新诗到现代诗

无论你是拒绝还是接受，我们正在经历诗歌阅读和写作习惯的巨大变化。这样的不适应，其实早在百年前就开始了。即使以现在的审美习惯来看，胡适1916年8月23日写下，次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第一首白话诗《两只蝴蝶》，文字怪怪的土，文学性也实在难以恭维，最不堪忍受的是，最后三行15个字中，“孤单”一词出现了两次，哪有这样重复的？就算是一般的写手，在散文的遣词造句里，也会极力避免这样的重复。但《两只蝴蝶》的意义振聋发聩，胡适是故意用十分“打油”的白话方式，表达了冲破文言格律的决绝态度，作为千百年来敢于迈出这关键一步的开创者，胡适在近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居功甚伟。至于文学性，胡适自己也承认，他的首部《尝试集》，诗意“终止步于挥霍口语的任性，于诗的意境，全无顾及。”

白话诗至些正式登上文学舞台。有评论家划细新诗，白话诗，自由体，将80年代朦胧诗出现之前的白话诗，统称为新诗，以区别于稍后出现的现代派。现代派诗歌的正式命名，是1953年台湾出版的刊物《现代诗》，创办人纪弦宣称新诗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诗人的使命就是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强调作品要有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新的手法之发明。

现代诗派很多作品太过讲求含蓄，凝练，将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情怀，哲理意趣等全部深藏不露，造成晦涩的诗歌流行，读者大量流失，但其开拓进取的精神一直被新诗作者奉为圭臬，他们孜孜不倦，追求陌生化表达，以使分行的文字看上去是诗歌，而不是宣言。

但通常，我们仍然倾向于将白话体出现之后的各种诗歌体裁统称为新诗。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各种艺术流派冲击着文坛，以如东彼岸诗社的成立为重要标志，如东的文学青年深受影响。乱花渐欲迷人眼。1990年，省作协副主席海笑来如东力挺诗歌先锋派，鼓励勇于创新，大胆探索。1993年10月，新西兰激流岛发生轰动一时的顾城事件之后，南京扬子江诗刊主编黄东诚受邀在宾城作讲座，他在提出要警惕低俗化写作，坚持真善美的创作方向的同时，特别告诫文学青年，要人格健全，心理健康，警惕自私的自我中心，空想的自由主义，幼稚的幻想世界，当好人类精神家园的清道夫。其后，著名诗人车前子、子川、胭痕、萧萧等，与如东笔友们诗书唱和，过从甚密……总之，改革开放之后的岁月，对外交流日渐频繁，为如东的作者找准方向，坚持文化自信，坚守个性化风格发挥了积极的影响，诗风或传统或现代，或风雅或质朴，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发展态势。

多元化审美和写作

新诗为现代汉语艺术提供了最大的发展机遇，首先是因为古典诗歌发展到唐朝，到达了顶峰。张若虚、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这些让我们望峰太息的名字，既让我们心灵感到无上光荣，又让我们试图接近的脚步显得虚弱。在他们的身后，有着无数以同样诗歌样式艰难追随的身影，终难有所超越。诗歌发烧友乾隆皇帝一生写了近四万首诗，一人所作，数量即超过了《全唐诗》，但没有哪一首被后人记住，没有哪一个名家选本收录了他的作品，其诗只能是“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飞入人间都不见。”

其次，新诗巨大的机遇体现在语言更解放，内容更丰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　，新事物不断涌现，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新思想、新思维日新月异，要求旧的艺术形式要实行巨大变革。改革开放以来，诗歌创作出现了繁荣，特别是近几年，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流行，为新诗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有杂志主编认为，目前诗歌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已经超过了历史鼎盛时期，不管这样的估计是否过于乐观，新的自由和开放，的确为更好地“扬弃”传统，实现超越，提供了可能。

二字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相比较而言，古典诗词更注重修辞，而新诗的创作更在意于意像的营造。比如， “手，我是有的，就是不知道该怎样碰你（顾城《我要像青草一样呼吸》）”。有的人认为这句诗里面的“碰”兴许有更好的用法，比如改成触碰、抚爱等会更好，这样的修改兴许有道理，但是新诗作者的作派往往是更多地将精力放在整首作品意境的流动性上，全神贯注捕捉灵感，一旦一气呵成拿下诗歌的整座“城池”，就不会在一小片瓦砾上过多停留。

1957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蝶恋花·　答李淑一》，传至台湾，同样是提倡创新的胡适看后，评论下阕的舞、虎、雨，与上阕的柳、九、有、酒分属不同韵部，不能相押；还请赵元任证实“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因此指责此词一句也不通。事实情况是，毛泽东主张“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所以，他的作品不仅有时平仄失谐，甚至出现“破韵”，为的是宁愿牺牲韵律，也要守住诗意。胡适则坚持写旧体诗词应该严守格律。在这里，毛泽东是坚定的革新派，而最先提倡创新的胡适成了保守派。这段历史上的学术论争，至今值得回味。

新诗：痛并快乐着的语言艺术

既然格律不是最重要的审美元素，或者说不是诗歌成其为诗歌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打破他也无妨。诗歌门槛降低，导致爱好者蜂涌而入，被韩寒称之为“”会打回车键就能写诗。”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诗人在激扬文字。然而，大量的作品呼啸而过之后，很快被遗忘了，那些真正的好作品，时间是最公正的检验师。

首先的挑战是，“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鸟儿也有天空的限制。”当初，那样意气风发甩掉镣铐的舞者，现在成了弃儿，反而不能承受毫无节制的那个“轻”。是的，孙悟空为追求个性解放被逐出了天庭，但当他有了护送师傅去西天取经的更高远目标之后，他必须将紧箍咒再次戴上，寻找新的“不自由”。

唐朝回不去了，诗人面对的完全陌生的一片自由的蓝海，陷入了失去规范的迷茫与恐惧。挑战性在于，没有哪一个文本可以自信地说这就是标准。也没有哪一个评论家能够究尽诗歌审美的全部领域。这让人想起著名童话《盲人摸象》的故事：路边的盲人手摸大象后说，大象是一堵光滑的墙壁，是绳子、扇子、柱子……，或者是其中两项的组合。我们也在指认并争论。当有人说，诗歌是爱，有人就会反问，为什么不是恨愁和喜悦呢；当有人说诗歌是去蔽，就会有人说诗去不了蔽；有人推崇“兴观群怨”，立即有人用成功的作品证明，诗可以零度写作，可以纯客观，“诗到语言为止（韩东）”；最后有人说诗是对隐秘的热情，立即招到现实主义者的奚落……

没有什么是不变的，除了变化本身。艺术的不变规律是，当一种样式发生发展的一定阶段，必然走向衰退，被另一种新兴的力量所代替。只是这种兴替在新诗出现之后，速度尤其加快。

实际上，诗歌最重要的倒不在于那个让人争论不休的“长什么模样”，古人也常常以格律的形式，写下很散文化的诗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如果隐去作者和背景，此诗如果发在现在的网络上，会有哪家重要的诗歌选本，收录这样的作品并进入学生教材吗？最核心的挑战在于，要让现代散文化形式的语言，进入诗歌的内核。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为当代诗歌作者储备文化营养提供了富足的养份。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15字可以作为多数诗人的座右铭：若要从一个爱好者，成为一名写手，再戴上诗人的桂冠，就要正确摆正个人与无究无尽的宇宙世界，与自然、社会的位置，态度敬畏，心情感恩；热爱读书，勤于思考，不断地增强历史知识，掌握诗歌沿革的基本脉胳，去除浮躁，多练内功，才有可能写出具个性有风格的作品，成就不可复制的一家之言。

有一个趋势似乎正在明晰，信心正在回到汉语诗人的身上。因为所有的所谓外来的流派，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能找到依据，万变不离其宗。《聊斋志异》难道不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从歌手单体作品的诗性来看，汪峰、朴树、许巍等人的歌词，难道比不上鲍勃·迪伦……

返朴归真，回到我们民族自己的高贵血脉里。洗尽铅华的那一天，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