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场河畔盐胜雪

□ 赵一锋

扬州盐商行乐图（九日行庵文宴图）

掘港萍香堂盐商公馆

《两淮盐法志》制盐图

如东旧称皋东，因盐而生，因盐而兴，历代编撰的县志中均有“盐业”章节，一部“盐业史”即可视作皋东大地的古代（近代）史。由于历史久远，近代盐业的萎缩，现代人对这段历史比较陌生，笔者查阅资料，收集盐业掌故轶事，略记一段皋东的盐业往事。

一、七脶会烧盐

过去如东民间流传一首儿歌，称作“脶（luo）儿歌”，不知传了多少年，也不知传了多少代。歌词大致为：“一脶巧，二脶拙，三脶骑马看田货，四脶空，五脶忠，六脶帮人家做长工，七脶会烧盐，八脶会种田，九脶捏金锁，十脶十簸箕到老不正气。”这里的“脶”指的是人手指上呈圆形的指纹，而不成圆形的是“破脶”不算“脶”，一个人十个指头上有几个“脶”则预示这个人的职业或者品性等。从这首儿歌的歌词看，应是诞生于古代农耕社会，再具体一点诞生于盛产海盐的苏北沿海或是流传到沿海加入烧盐的行当，笔者从同属江苏东部沿海的东台、大丰同学口中得知他们当地也有类似的儿歌，也有“烧盐”的行当，可见盐业历史悠久且重要。

如东大地产盐历史悠久，《史记.货值列传》载“彭城之东，东海、吴、广陵……有海盐之饶”，如东古属于广陵郡，这大概是如东产盐的最早记载，但这里臆测成分较多，那时如东还是海中沙洲，称作扶海洲，盐民上岛烧盐不易，但有可能西汉朝廷流放犯人或者流民上岛烧盐。掘港老街黄家墩儿（现在三元世纪城北入口的位置）过去有个赤膊土地庙，供奉有三位赤膊土地，庙里悬着“辟我草莱”的匾额，据说是上古三兄弟来扶海洲煮海为盐繁衍生息，后人建庙纪念。笔者二伯父赵志毅是最先提出该论断，他家过去住在黄家墩儿附近，或许在那儿研究得出此结论的。至东晋扶海洲与大陆连接，煮海烧盐成为可能。至唐宋，皋东产盐已有明确记载，《新唐书.食货志》载“乾元元年，……游民业盐者为亭户，煮盐是以亭为名，如西亭、掘港庭（亭）等”；明《两淮运司志.十场建置沿革》载“唐已置场与官，丰利等十场或始于宋代。”此外日本著名高僧圆仁和尚所著的《大唐求法巡礼行记》，书中详细记载了，公元838年随同日本遣唐使团在曹埠花子街登陆，途经掘港，住宿国清寺15天修整的经过，对盐场、运盐河记述较为详实。

皋东沿海土地广袤且草荡众多，又出产一种海子牛的畜力，制盐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盐业史上最重要的一本志书《两淮盐法志》载，一开始为煮海水为盐，产量低，品质差。至唐代改良制盐方法，采取“刮泥淋卤”制盐（即刮削咸泥淋取卤水烧盐），大大提高了制盐效率和品质。明代又以弹晒草灰代替刮削咸泥，简而言之为“砟草于荡、烧草于场、晒灰淋卤，煎盐于鐅”，制盐工艺大为有演进。宋代以前煎盐用的是盘铁，每个煎锅由5-6块每个重达200多公斤的盘铁组成，称作“聚团公煎”，因每块盘铁由不同灶户保存避免了私盐的产生。明代万历年以后废止“聚团公煎”，改为锅鐅，又提高了盐的产量。

明清两代，皋东盐业进入鼎盛。《两淮盐法志》载明代掘港、丰利、马塘为上十场，栟茶为中十场。元末泰州白驹场盐民张士诚带领沿海盐民起义，后被朱元璋所灭，其追随者又被流放苏北沿海烧盐，客观上推动了苏北沿海盐业发展。烧盐很苦，这些人多有怨恨，内心怀念吴王张士诚。小时候听爷爷讲过去掘港中元节在串场河上放荷花灯明着说是纪念地藏王菩萨，暗里纪念张士诚的，这种说法自明代以后口耳相传了五百年。明代开始对灶户编制灶籍，从业者多为流放犯人，世代从业吧，不得逃亡。皋东沿海各场海边原本都是荒无人烟，往往以盐民姓氏命名灶名，如现在长沙还有“何家灶”的地名，不过此灶是很晚才出现的，大概是晚晴民国时期的事。清代前期，皋东诸盐场属于两淮盐署通州分司，灶户1.15万户，人口3.18万人，草荡3.46万公顷，锅鐅5423口，年产盐32.36万引，年纳灶课银6825两。各盐场为堆积食盐均设有盐包垣，掘港场盐包垣设在龙王桥和地藏桥外，东西各一，称为东包场和西包场。掘港曾以市河为界（从国防桥到老大会堂一段原为市河）东为盐垣镇，西为碧霞镇，可见盐业之兴盛。旧时食盐堆积如山，冬季盐堆积雪，远远望去如同雪山，文人谓之“盐岭积雪”列入宾山八景，雅得不得了。两淮食盐质量上乘，唐宋便有“吴盐胜雪”、“吴盐如花皎白雪”的词句，皋东食盐尤为上乘，光绪年间掘港场所产盐排在“真梁”（最优质）之列。

二、串场河悠悠

串场河顾名思义即是串联沟通诸盐场之河，用于运盐，又有运盐河之名，开通于唐宋之际。历史上串场河有三条，一条是从泰县东起至射阳河，一条是石港到西亭，再到金沙，到余东，至吕四；一条是从海安立发河口出发，从经岔河分叉，向北至丰利，向东至马塘、掘港。笔者猜想，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决定县域版图，从石港至吕四的串场河串起了“南通县”，从海安立发至掘港的串场河串起了“如东县”，虽两县版图后有改变，但历史上串场河串起的各盐场基本奠定了县域的主体。

自春秋时期齐国管仲实行盐铁专营以来，食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设立机构管理盐务，打击私盐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唐代设立如皋场，管理地方盐务；宋代设立如皋仓，管理皋东各场盐务；元代设司丞管理盐务；明洪武二十五年，在皋东各盐场普遍设立盐课司衙门，委派场大使和副使管理地方盐务和政务，这种管理模式一直延续到清末，各场大使均达到六七十任。掘港盐课司署原址在掘港北街，有照壁、正厅、堂屋、二堂、司房、鼓楼、监房等四五十间，是一组古代衙署建筑。清雍正九年，由于掘港场经济社会发展又远离如皋县城管理不便，故增设掘港场主簿一职，主簿衙署设在课盐署西侧，主簿为知县佐官，相当于副县长，掘港正式成为副县级城镇，拥有了司法管辖职权。笔者小时候常在七秀巷（原为盐署巷后清代苏家出了七个秀才改为七秀巷）玩耍，那时衙署早被挪作他用（好像是药检所还有民居，有同学就住里面），但见房屋高大气派，听同学父亲告诉我们院子里有块清代“掘港场碑”扑倒于地，后该碑不知所踪，实在是可惜。明清两代规定只有县城以上才可以建立“城隍庙”保佑一方平安，而皋东掘港、马塘、丰利等各场均设有城隍庙，足见各盐场行政级别之高。

清代皋东各盐场除场大使和副使外，还有攒典、巡商、场书役、巡役、灶长等，共同管理盐务。明万历年间废除废止“聚团公煎”，改为锅鐅后，政府采取颁发“煎盐执照”的方法来控制私盐，即各灶户到盐课司署领取执照，执照规定了制盐的数量，烧盐期间有巡役巡查，烧完再归还盐课司署，这样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私盐产生。清代在掘港最西头串场河上设立盐关，收取通行费，缉拿私盐，位置就在现在关西桥附近。笔者就听外婆（老家在掘港南郊沙家店）说她小时候就看到有邻居携带铁叉、砟刀、扁担、火铳等贩运私盐对抗盐兵的，但基本是相安无事，盐兵不会很为难私盐贩子。

盐民烧完盐后，各盐商即通过串场河把两淮食盐运往长江集散到全国。两淮食盐经运盐河汇集到泰州泰坝，各船到泰坝必须翻坝换船查验防止夹带私盐，以至于泰坝在各盐场名气大于泰州，盐民只知有泰坝不知有泰州。串场河运出的是食盐，运回的是文化，很多戏班子就是通过串场河到达皋东的。过去南通梨园界有“戏班子最怕过石港和掘港”的说法，究其原因是两地的戏迷票友水平高，深层次原因是两地过去是重要盐场，石港还是通州盐运署所在地，经济决定文化，盐场场官消遣离不开京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今皋东境内串场河大多被填塞，不见了往日的运盐千帆进发、樯桅林立的场景。在掘港城区一段已成为景观河，建议在三号街区改造时加入运盐河文化，如在串场河边建盐文化广场，树立制盐场景雕塑、清代掘港场图文化墙等。

三、无徽不成镇

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界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认为明清时期徽州商人造就了江南江淮的城镇。皋东的徽商中又以盐商为最，说盐商造就了各镇一点都不为过。明代万历年间，实行“纲盐法”，官家不再收盐，令盐商自行购买，加剧了大盐商的垄断，导致扬州盐商富可敌国，正是这一时期皋东盐商加速了各盐场城镇建设，掘港场更是有“小扬州”的美誉。清乾嘉年间，仅掘港就有大有恒、庆昌祥、洪吉兴、吴公裕、吉和祥、和聚兴、德兴堂，公同发等几十家盐商，他们主导了当时掘港及周边的经济命脉，“修桥铺路”兴办公益事业，泽被后世。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掘港乡绅吴永瑞、汪席儒等联合徽西各商捐纳石板铺设街道，此次从北街盐关往东铺设1333.33米，从南街涵洞口往东铺设1333.33米。吴永瑞是掘港最大盐商，祖籍徽州，在掘港场颇有声望。铺街所用石板均是长1米，宽33厘米，厚18厘米的花岗岩，是利用运盐船从长江经扬州泰州串场河运至掘港的，遥想当年情形可谓壮观。嘉庆二十五年（1815年），扬州盐商汪桐、孙裕联合各商人自北街圈门巷至三元殿580米。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续铺北街严家巷至龙王桥550米，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又续铺南街严家巷至烟墩桥324米。嘉庆二十三年（1819年），续铺南街涵洞口往西至地藏桥328米。此外竖街、郡庙巷、武庙巷、蒋家桥巷、大王庙巷等都铺设石板。掘港街前后四次铺成共计4412米，加上竖街500米，号称“十里长街”，这样的街在苏北可谓首屈一指，无出其右。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作家浩然来掘港看后大为赞许，嘱咐好好保护。清中期丰利场各盐商捐建石板街，街道建筑颇似徽州。后光绪年间，马塘、岔河、栟茶陆续铺设石板街。真正个无徽不成镇呀！

皋东各盐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主导建立水龙局（消防队）、义学、育婴堂、同仁堂、施粥处等。水龙局由各商家，主要是实力雄厚的盐商牵头，购置房屋和救火水龙等，安排专人管理局务，老百姓自愿义务参加。掘港解放前就有水龙局17处，笔者外公年轻时身强力壮就参加了南街勇义水龙局。皋东各盐商崇文重教，前这所提大盐商吴永瑞联合各商捐资在武庙东塞巷内建义学一座，聘请被刘墉“刘罗锅”誉为“江南老名宿”的掘港诗人江干在自己公馆萍香堂设帐讲学。熊琏就从义学走出清代女诗人，其诗作被袁枚收入《随园诗话》。现在萍香堂和盐商义学楼仍存。大盐商吴家清代就出了多位举人、秀才。民国初年开明乡绅管大椿，主持地方事务，捐资兴办掘港育婴堂、同仁堂等受到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签署颁发的政府嘉奖。

掘港管家是皋东有记载最早盐商。元代至正十七年（1357年）管仲六十一世孙管重和从常州武进迁至掘港，世代经营盐业，繁衍生息，成为皋东名门望族。笔者小时候就常听老人说起管家如何了不起。本世纪初年掘港老街过年时还有管姓人家贴出“锄金世泽，煮海家声”的春联，“锄金园”是管氏先祖在掘港西南环镇何家环修建的私家园林，“煮海”既是指先祖管仲，又是指在皋东世代经营盐业。在掘港老街上管家遗迹众多，管家家庙就有两处、管家大门堂有七八处，是掘港老街最好的房屋。管家牌楼任然屹立在掘港西南大街上，老县委门口的三元池亦称作管池。管氏人才辈出。管劲臣（1896-1966年），文史学者教育家，历任太仓、南通教育局长，江苏教育学院副教授，博物院副馆长，著作等身，撰有《管子补注》、《南通方言俚语汇编》、《南通历史札记》、《李方膺叙传》等。管惟炎（1928-2003年），青年时代冲破封建家庭投身革命，后赴苏联留学深造，在低温物理学界建树颇丰，后任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校长。这二位仅是管家杰出人物的代表。前所述管大椿为民国初年管氏族长，主持修撰了《管氏宗谱》。

提到皋东盐商不能不说丰利汪氏。汪家原籍徽州，在皋东大地以盐起家，经营六代人，第五代汪为霖时进入全盛期，建造了天下闻名的“文园”和“绿净园”，邀请袁枚、郑板桥，罗聘等天下知名文人与“文园六子”唱和，将皋东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四、熬波无旧梦

时光荏苒，清道光年间两淮盐运使司陶澍改“纲盐制”为“引票制”，改革的核心是打破大盐商对食盐的垄断，这些举措沉重打击了两淮盐商总。后来太平天国运动占领南京、扬州等地封锁了两淮食盐输出的渠道，导致盐业迅速萎缩，盐商更是雪上加霜。皋东盐业、盐商逐渐衰落。笔者小时候就听爷爷讲过，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掘港街就是盐商建起来的。“洪杨之乱”（太平天国运动，过去老年人习惯称谓）以后，盐商走了下坡路。讲掘港某个盐商，号称“某半街”（某是该盐商的姓，为了避讳故隐去），就是说有半条街都是该盐商的。该商老来得子，非常溺爱，自认为有半条街的家俬，孩子自然衣食无忧。不想后来，盐商家道败落，该子竟然讨饭容身。这故事有“劝世文”的意味，其间有盐商后代自身的问题，更多还是两淮盐商没落的宿命。

掘港最大的盐商吴家在历史的洪流中同样避免不了衰落，盐商吴家后代也不再从事盐业。吴公馆中的萍香堂自从江干去世后，义学停办。后萍香堂和义学楼沦为沦为居民大杂院，笔者有次去实地凭吊，建筑依稀能看出当年精致典雅的样貌。萍香堂坐西朝东，面阔三间，雕梁画栋，堂屋八扇格子门，可惜屋里空空如也，难觅江干当年讲学的遗迹。院中一口古井，院外一棵老树，去的时候是深秋，枯枝萧瑟，想起诗人“群鸦争独树，乱叶下苍苔”的诗句（为《国清寺同罗两峰吴苍崖夜座》中的两句），诗人的心境大抵如此吧。萍香堂南侧有一小院，规模和萍香堂差不多，据说也是吴公馆的一部分。居住的人已不知这段历史，只有一位邻居大妈知道这是当年的吴公馆，1956年公私合营时，末代盐商的公子被赶出公馆，栖身小厢房，后在困苦中死去。盐商义学小楼坐北朝南，改动得面目全非，小楼据说原来是面阔三间，现在就剩下西边两间，木头楼板踩上去吱呀作响。住在里面的老奶奶怯生生的看着来人，这些天怎么老有人看这破房子？一个小姑娘大约七八岁摸样，趴在方杌子上写作业，这让我想起两百多年前在义学里学习的孩子。

尽管清末皋东盐业辉煌不再在，但到民国年间，皋东仍有丰掘场、栟茶场等，后废灶兴垦，盐业萎缩。至新中国成立，1956年仅存如东盐场，70年代又新建大同、兵房、南坎、环港、靖海等公社盐场，不久合并或者报废。2001年如东盐场退盐停产，至此如东千年盐业退出历史舞台。

煮海春秋，熬波千年，一部盐业兴衰史，值得后人铭记。

参考书目：《如东县志》、《掘港镇志》、《如东大观（精编卷）》、《如东民间文化丛书（老街往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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