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王啸平和作家茹志鹃（上）

王啸平在新加坡

 

王啸平

 

他，来自南洋；与白桐本秘密同行，一起从上海来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在南坎导演话剧《雷雨》；导演的历史剧《甲申记》在栟茶演出，她是演员；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安忆是他们的女儿。他，是王啸平；她，就是小说《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

 

沈之瑜兄妹合影（自左至右前排：沈之瑜、茹辛，后排：茹志雄、茹志鹃、茹志峰）

 

茹志鹃

 

“客自南洋来”

 

王啸平(1919——2003)，原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新加坡。曾用笔名铁儿、黛丁、肖克等。自幼爱好文艺，是一位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话剧艺术的编导、演员和剧作家。1937年即投入新加坡华侨抗日救亡戏剧运动，与戴英浪、吴天等发起组织星洲业余话剧社。1938年随该社的马华巡回歌剧团（马来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到马来西亚西海岸八十多处演出一百四十五场,上演二十几个剧目,他执导了《十三个》、《民族公敌》、《生死线上》等。他还执导过根据田汉的《回春之曲》改编的《春回来了》。王啸平和新加坡业余话剧社的抗日救亡戏剧运动却经常受到马来亚英殖民当局的干预和限制。王啸平将在中国颇有影响的抗战剧作加以改编,使之更适应在新马一带演出。其中有根据殷杨的《布袋队》改编的《救国团》，还有根据尤兢抗战话剧改编的《忠义之家》，此剧好评如潮，历久不衰，1940年由新加坡文艺长城社出单行本。

除了剧本和小说，王啸平还写了许多散文和杂文。1937年至1940年在新加坡发表各种作品近200篇。1971年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十大卷《马华新文学大系》，精选马来亚华侨1919年至1942年的文艺作品，其中有王啸平独幕剧、论文、小说、散文等20篇。

王啸平对祖国非常怀念，他在《向朋友们告别》一文中说:“祖国在战斗着”，决心回到祖国，为抗日救亡尽更大的力量。1940年，王啸平得到陈嘉庚内弟张清安的旅费资助，告别父母和兄妹，从新加坡启程奔向祖国，到达上海。

在上海，王啸平找到曾在新加坡同过事的剧作家吴天（吴天是解放后所拍反特片《国庆10点钟》的导演）。吴天是地下党员，与早年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的司徒扬认识。司徒扬在新四军二师服务团期间，多次被派到上海担任扩军动员工作，联系过吴天。1945年10月15日晚，司徒扬在渡江返回苏中时，所乘的《中安》轮行至泰兴天星桥西南江面，轮船突然沉没，司徒扬等700余人不幸牺牲。

王啸平在为怀念司徒扬而写的《大江滚滚葬英雄》一文中说：“1940年初，我从海外回到上海，本想先投考中法戏剧学校，然后作为一个诞生在南洋的华侨青年，到内地看看祖国神圣抗战的壮烈情景，并参加一点工作。抵达上海后，该校已经停办。吴天同志劝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我住在复兴中路(当时叫辣菲特路)一幢洋房的亭子间。那是初冬时节，吴天对我说:‘这几天里有位内地同志来沪扩军，他会来安排带你走，你在家里等着。’在那祖国苦难年代，背负着民族的希望的八路军、新四军，千千万万人民都对它抱着崇仰之情，产生神秘的感觉。如今，一个从那个世界来的人物，将驾临到我面前，……我如迎接一位神奇英雄，期待着他。” “想不到登门来访的，是位魁梧大汉，穿着过于宽大的灰色长衫，两颊满是络腮胡碴，戴副深度圆形眼镜，边进门边啃着面包，说像商人或工人，倒是过于文雅，说是知识份子，又似乎太粗犷，不管像什么又不像什么，丝毫没有我所想像的神奇色彩。他就是我的革命带路人司徒扬。”

后来，王啸平根据从南洋来到抗日根据地的经历，创作的自传体中篇小说《南洋悲歌》《客自南洋来》先后于1986、1990年出版。《客自南洋来》曾在《解放日报》上逐日连载。

 

与白桐本同行

 

1940年10月中旬，“我们同行的共5人，除了带路人司徒扬外，新兵还有:闻名的画家、诗人、戏剧家许幸之，两位女同志:黄杰和姚纫磊，前者去向不明，后者现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另一位是后来在反“清乡”斗争中，威名传遍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敌寇闻风丧胆、人民无限爱戴，壮烈牺牲的英雄区长白桐本。”

“轮船在长江航行一夜，清晨抵达天生港，步行几十里便到新四军地区。”此行中，司徒扬将一本抗战剧集藏在热水瓶的瓶壳和瓶胆之间，躲过了日伪的检查。

司徒扬一路上为他们雇用独轮车，安排住宿。他们经过皋东来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地海安后，住在韩国钧家中。11月4日晚，新四军有关方面负责人在韩公馆的客厅里举行座谈会，欢迎许幸之、王啸平、白桐本等五位同志。

王啸平、白桐本、黄杰和姚纫磊由海安到达盐城，成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员，他们被分在戏剧队。战地服务团不久改为一师服务团。

由于白桐本不善于演戏，因此被分工干些搭舞台、点汽灯等活儿。他埋头苦干，刻苦学习，很快当了班长，又加入了青年队(类似共青团的组织)，不久便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当了排长，负责剧团的日常生活管理。1941年8月，日伪大扫荡。服务团不得不分散至各乡，一边开展游击战，一边做群众工作。白桐本开始分配至如皋（东）县丰利区窑河乡，后调如皋（东）县自卫队当连指导员。

白桐本在服务团的战友孙海云，曾于1989年1月24日，来到如东县革命烈士陵园，凭吊老战友白桐本烈士。随后，他专门撰写了回忆文章《你活在人民的心中——怀念白桐本烈士》，后来转载于2018年3月19日的《南通日报》。该文也述及王啸平、白桐本等一起参加新四军的经过。孙海云先后担任服务团团员、组长，双北区区中队指导员、服务团编选组长等。离休前为南京军区政治部研究室主任。在孙海云等三位新四军老战士的联名倡议下，海安建起了“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

在参加苏中“七战七捷”的如皋鬼头街战斗中，一块弹片穿进了孙海云的胸膛，他当场昏死过去。因弹片紧挨着心瓣，加上战时医疗条件限制，不能手术。从此，这块弹片就在孙海云的心脏旁长成了一块“肉团”。2016年12月，孙海云去世。2017年7月27日，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携胞妹孙晓霞根据其父孙海云临终遗嘱，将从孙海云骨灰里捡出的一块硬币大小的弹片，捐赠给海安“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

1941年夏，由于日伪大扫荡，王啸平经过汤家园转移到上海隐蔽，三个月后，奉命秘密经过天生港回到根据地。

 

导演生涯

 

王啸平后来任一师文工团团员、导演。先后导演了独幕剧《在旅馆里》《破旧的别墅》《红鼻子》《运河边上》，多幕话剧《独立大队》《流寇队长》《雷雨》等剧目。

1942年秋，王啸平导演的话剧《雷雨》在如东南坎演出。

年底,为了应付敌人大规模的清乡形势,部队进行精简整编,在当年秋天刚刚改称为苏中军区文工团,人数从二十多人发展到一百多人的一师战地服务团(即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到1943年春节期间,只留下沈西蒙、天然、王啸平、常竹铭、李明和沈亚威等9名骨干(原留下13人,后4人因病离团)，以及涂克、司徒扬、孙海云等文艺工作者，随抗大九分校渡江,和十六旅汇合后成立了文艺组,其他团员大多数分配到连队当指导员、文化教员,或到地方当区乡干部。即使如此,留下的艺术家仍然每到一地,都将革命文艺的种子播撒到各处。

3月间,沈西蒙等建议并主持由一师服务团和十六旅文工团合演曹禺写的《蜕变》。戏由王啸平、天然、田芜、司徒扬集体导演。演出地点是溧水县经巷的个祠堂。首场演出晚上,国民党顽固派向我十六旅地区进犯,我被迫自卫。戏演毕,卸下布幕时,已听到枪声。一师服务团同志,当夜随“抗大”九分校行动,不久转移苏北,去淮南。

后来，王啸平先后任苏中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戏剧指导员、戏剧主任、副团长，导演的剧目有《岳飞》《气壮山河》《甲申记》《日出》《离离草》《丁赞亭》等。

1944年，在苏中党校，王啸平导演话剧《日出》,演员阵容整齐，其中的主要演员沈西蒙、李明、天然、常竹铭都曾在如东南坎参加过《雷雨》的演出。

1945年，王啸平成功导演五幕大型古装历史剧《甲申记》，先后演出约50多场，历时一年，风靡苏中解放区。冬，《甲申记》在栟茶镇演出。茹志鹃在剧中出演长平公主。这一年，王啸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王啸平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副队长，曾导演《逃出阎王殿》《吴常春》《白毛女》和苏联多幕剧《前线》等剧目。

1950年，王啸平与军区文工团创作组组长茹志鹃与结婚。这年，任华东军区政治部解放军剧院戏剧部主任、创作室主任，导演的主要剧目有《红旗歌》《新局长到来之前》《胜利者》及苏联多幕剧《同盟者的真面目》《胜利者》等，1958年调江苏电影制片厂任新闻编导。只因为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谈到“‘为兵服务’太狭隘了”，这就成了他的罪行，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被开除了党籍、军籍，受到降级处分；“文革”结束后，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党籍，补发工资。

 

 

王啸平1962年调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导演的主要剧目有《杜鹃山》《燕归来》《霓虹灯下的哨兵》《姜花开了的时候》（又名上海战歌）《第二次演出》《灰色王国的黎明》《在命运的漩涡里》《金子》及台湾多幕剧《红鼻子》等，并创作出版多幕剧《第二代》《永生的人们》《回到人民队伍》《继续为祖国战斗》《翻身自卫》等。戏剧论集有《表演艺术问题》《导演与表演诸问题》。作为长期在部队话剧团生活过的导演，王啸平回国后约导演50多出大小话剧，他的戏质朴无华、流畅凝炼，戏剧冲突层层递进、扣人心弦。

粉碎“四人帮”后，重新获得艺术创造自由的王啸平,当然十分兴奋。他连续给茹志鹃(一说是给他老朋友)写了三封长信,遗憾的是对方一封也没有收到。当他写了第四封信贴上邮票，到大门口欲往邮箱中投寄,这回留神一看，才发觉墙上挂的不是邮箱，而是一只久废不用的检举箱，连忙请有关同志打开来一看，三封信躺在里边好久了。

 

王啸平在南坎执导大型话剧《雷雨》

 

1941年夏，新四军服务团改名为新四军一师服务团，驻扎在如皋（东）古坳一幢大庙的三官殿里。在这里，司徒扬创作了三幕话剧《独立大队》，并亲自扮演主角独立大队队长，此剧由王啸平导演。后来，在新四军一师一旅服务团、十六旅服务团，王啸平都导演过《独立大队》。1942年炎夏时节，师服务团进行一次“小长征”，从苏中地区长途跋涉到苏北盐阜区，为一师二旅官兵进行演出，这时，司徒扬已调任二旅文工队队长。抵达之后，感到没有合适剧本，便请司徒扬重新把《独立大队》赶写出来，由王啸平导演，孙海云扮演主角大队长。

1942年，一师服务团在古坳驻扎一个时期后，敌人开展大规模秋季“大扫荡”。全团同志有的下连队，王啸平等换上便衣，分散下乡开展群众工作。

1942年10月至11月中旬，苏中军政党委员会在如皋（东）南坎镇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粟裕、谭震林、陈丕显等分别作了重要报告。同时，新四军一师师部纪念新四军成立五周年大会也在此召开。10月19日晚上,一师服务团演出了曹禺作的大型话剧《雷雨》，由王啸平执导。此剧成功演出，轰动一时。

话剧是在临时搭的台子上演出的。当时唯一的光源是汽灯。演出于7时左右开始，前来观看演出的除部队官兵外，还有四周及附近市镇的群众，连相距50里外的苴镇戏剧爱好者也赶来观看了演出。在距掘港日军据点仅二十五华里的南坎演出这样大场面的戏，在当时可真不容易。这次公演不仅在如东历史上是第一次，即是在当时的苏中四分区境内也是第一次。

当年的演员李明在回忆录《春风化雨忆当年》中写道：“1942年，如皋南坎的秋天是美丽的，但我们却无暇欣赏。黄昏休息时间了，金黄的稻田旁边有人念念有词地踱步；一弯小河边两三演员在树下对词；不远的小茅舍还传来朗朗的长段台词声。这是服务团(当时叫文工队)同志正紧张地准备为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演出，一星期时间就要排出四幕名剧《雷雨》，这样的大事，同志们怎能不拚搏呢!”

“演出名著，是因我队去二旅盐阜一带‘小长征’后，需要休整提高，队长沈亚威、沈西蒙等同志提出动议，准备排演曹禺作的大型话剧《雷雨》，得到政治部、宣传部批准的。而困难却是极大：南坎是一小镇，离敌据点不到10里路，如何能赶制好两堂景片和贵重道具呢？幸而负责舞台美术的李云、章致和等同志既精艺术，又是自己会动手的能工巧匠，李云同志设计制作的周公馆客厅景，华贵而富层次，可以乱真。他们又打好沙发木架，垫上棉花，框别好精心选来的棉布，居然制成各式三人和单人沙发，其他道具、服装则由同志们从远近各处地主家借来，或将战利品改制。”

“导演由王啸平同志担任。演员阵容:周朴园——沈西蒙；周萍——天然；四凤——常竹铭；鲁妈——王婴；鲁大海——平波；周冲——顾宝璋；鲁贵——朱祖培”，繁漪由18岁的李明出演。

“导演以他对繁漪独到的理解和处理，不断地启发我。同台的西蒙、天然同志又以他们较丰富的舞台经验抓紧一切空隙帮我对词，琢磨人物的潜台词……加班排练到深夜，一面吃着香甜的山芋粥夜点，排练场的气氛是热烈、紧张、愉快的!

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了，天然同志擅长化妆，难度大的妆都由他包办。繁漪的妆还加上眼角的鱼皮皱和眼下的窝纹，以与年青红润的四风相区别，发型则由王婴同志兼管，她用火钳烧热了，替我们烫卷。”此前，刚穿上军装的李明因烫的卷发被农家小孩子说成是“鸡窝”“鸡屁股”，一气之下，将卷发剪成短发，结果被服务团指导员林琳批评一顿：“把头发剪成这么短，还怎么演戏?”一段时间，李明只好出演小老太婆。

第一幕顺畅地演完了，“二幕演完，一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崇文即来后台肯定、打气”。

“首场演出后，文艺界前辈们夏征农、陈同生写来长信，倍加鼓励，还对演员逐一评述。”几场演完，张崇文又请来联抗政治部主任彭柏山、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戴平万和大家一同座谈。“后来，谭震林同志代表华中局在会上作报告时，还提到我的演出，并表扬我在演最后一场时，带病工作。”

李明的回忆录虽然没有详细写王啸平导演的过程，但是，在时间紧、演员没有经验、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执导这一四幕名剧的确十分不容易。当年先后看过《雷雨》、《日出》演出的《红日》作者吴强在《新四军文艺活动回忆》一文中说：“虽然当时是战争环境,又处在偏僻的苏北农村,演出上却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在好些方面,与现在省(市)一级的专业剧团相比，我以为是不会逊色的。……当然,整个的戏的演出获得成功，对舞台艺术颇有研究又有相当经验的王啸平同志，在导演工作上下了功夫，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雷雨》的演出，在如东文化史上，写下闪光的一页。

 

王啸平建国后导演话剧《雷雨》的门票

 

参加新四军的茹家兄妹

 

茹志鹃（1925——1998），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曾用笔名阿如、初旭。上有四个哥哥茹志成、茹辛、茹志峰、茹志雄。三岁时，母亲逝世，父亲弃家出走，全家成员星散，兄长们或寄居姨母、姑母家，或当学徒，茹志鹃和四哥跟着祖母生活，辗转于上海、杭州两地，依靠糊火柴匣子、磨锡箔纸、锁纽洞等家庭手工活糊口。十一岁进上海私立普志小学读书。小学念了一年又辍学，十三岁祖母去世，孤苦无依，离开杭州到上海，进上海市基督教会办的孤儿院。半年后，由其三兄领出，进上海市妇女补习学校住读，选读语文、珠算会计等课，以求毕业后谋一职业。约一年后又转到膳宿都可免费的“清心圣经”女子中学，半年后又辍学。十七岁时在浙江余杭临联中学旁听半年；夏，插班进武康中学读初二，后在该校初中毕业。十八岁，任教于上海私立额生小学，约半年。1943年11月22日《申报》副刊“白茅”发表了反映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短篇小说《生活》,迈开文学生涯的第一步。作品发表时，她已随兄参加了新四军。

大哥茹志成(1916——1990)，曾用名茹茄、鲁楷。1935年，上海美专西洋画系毕业，留校当助教。1940年5月在浙江遂昌参加中共地下组织。茹茄在浙江遂昌工作时设法将弟妹接到了浙西，先安排他们到“杭(州)余(杭)临(安)联中”上学，不久后又将他们转到了武康中学继续学习。志雄从武康中学出来后，就在这个报社里刻了一段时间蜡纸。

皖南事变后，茹茄回到上海，他先借住在上海美专，详细地打听好了去苏北的路线和走法，并千方百计弄来了一张“回乡证”。一周后，他混在一群回乡的“难民”中间，在十六铺码头登上了驶向苏北的轮船，到达启东新生港码头。第二天清晨雇了一辆小车匆匆地上了路。茹茄巧妙地闯过了伪军设置的重重封锁线，终于在黄昏时分赶到了苏中新四军的驻地皋东。在如皋（东）县政府驻地苴镇住了三五天，写了一份自传式的材料，再由交通站送到区党委，等待分配。1942年年底，到苏中二分区地委宣传部《滨海报》社工作。

1942年11月,他进入苏中根据地。考虑到“茹”是很稀少的姓,为了避免暴露目标，牵连到在敌占区的弟妹、亲友，他改姓“沈”,名“之瑜”——一半是斗争需要，一半是为了纪念初恋女友沈瑜。

茹茄会画画，组织上发挥其专业特长，创作策反伪军的连环画。茹茄自编自画，自刻蜡纸、自己油印，几天工夫一本彩色套印的连环画就完成了。为了便于“城工部”把连环画送进伪军据点，高扬同志还为这本连环画取了个《舞女艳史》的名称作为封面。

为了配合部队进行的反内战教育，由俞铭璜把蒋介石如何投机起家、背叛革命，如何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等罪恶行径，编写成脚本，再由茹茄画成连环画刻印后下发到连队。通俗易懂的画面，使部队战士看了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一目了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3年春，日伪发动了大“扫荡”。组织上安排茹茄到台北县垦区祥丰小学“教书”。后来回到苏中二分区专员公署文教科任编审。因为在从浙西向皖南根据地转移的途中，发生了“皖南事变”，沈之瑜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过联系，1943年7月，重新加入了党组织（“文革”后，经过复查，党龄仍然从1940年算起）。这年8月，沈之瑜又被派到台北县，协助俞铭璜、沈絮两位同志举办“暑期生活团”。抗日军民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感染了沈之瑜，他想起了还流落在沦陷区上海的弟妹们。“让弟妹到解放区来!”沈之瑜下定了引导弟妹投身革命的决心。

自沈之瑜离开浙江以后，大弟弟茹辛、小弟志雄和小妹志鹃寄居在上海一位任姓朋友的家中。当时，志雄进了一家绸缎庄当会计，志鹃则在一个民办小学谋得了一个教书的工作。

1943年的下半年，一位来自苏北的客人，找到了任家，带来了沈之瑜给弟妹们的书信和一笔路费，信上说：“苏北的麦子已经熟了，快要收割了，你们可以来了。”弟妹们自然知道大哥并不在苏北种地，也知道大哥并不是真的要他们去“收割麦子”，大哥是在召唤他们走向新的生活!

于是茹辛、茹志雄、茹志鹃，还有茹志雄的女朋友——一个刚从中学毕业的女孩虞奂青，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从上海到镇江，坐渡船过长江，最后总算找到了台北县三仓河“盐垦中学”——大哥沈之瑜在信中关照的接头点。

在大哥沈之瑜的引领下，弟妹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春节过后，他们也穿上了新四军的棉军装，进“苏中公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他们被分到了一师战地服务团。

沈之瑜曾先后任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滨海报》编辑、新四军一师参谋处作战教育科任参谋、苏浙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参谋、华中雪枫军政大学文工团和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团长等职。离休前为上海博物馆馆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