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王啸平和作家茹志鹃（下）

（接上期）

 

王啸平与茹志鹃结婚照

 

茹志鹃

 

王啸平执导历史剧《甲申记》

 

1944年初，新四军一师在抗大九分校基础上成立苏中公学，由粟裕、管文蔚兼任正副校长，夏征农任教育长，吴天石任政文教育主任兼宣教科长。

抗战已处在胜利前夕，中共中央为了告诫全党在胜利时不重犯骄傲的错误，把郭沫若借鉴明末李自成失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规定为整风的学习文件。

为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苏中公学教育长夏征农决定组织力量创作历史剧《甲申记》，他亲自挂帅，首先搭班子。时在苏中党校学习的沈西蒙回忆说：“1944年冬，有一天，校长刘季平同志——那时，我们大家亲昵地称他马克思，因他长着一脸像马克思的大胡子。找我和沈亚威谈话，说是苏中公学领导夏征农同志要借调他们两人去帮助工作，主要任务是将《甲申三百年祭》文章编个戏。”刘季平，如东县双甸人。

在苏中公学，夏征农、吴天石、沈西蒙一起研究剧本的创作主题、艺术构思。吴天石，原是南通才子，曾执教南通女师，古文功底深厚，善作诗词。尽管根据地缺乏资料，吴天石仅以找到的两本笔记史料做参考，就很快就写就“《甲申记》故事”和其中插曲的歌词。

沈西蒙根据故事内容，大约花了一个多星期光景，起早带晚，在夏、吴指导合作下，终于编成《甲申记》这个剧本。

沈亚威为《甲申记》歌词作曲。沈亚威曾回忆，吴天石的歌词写得极美，给了他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创造的广阔天地。

处在敌后宝应县安丰固晋村艰苦的环境里，排演时间还不到两个月，要演出五幕古装历史剧，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搞舞台美术的任务繁重，演出前要进行舞台设计，置景片、画景片。没有灯光设备，反复试制了灯光箱，安装了汽油灯，蒙上彩色玻璃纸，渲染气氛。没有服装道具，派人挨乡寻户走访散落在民间的戏曲剧团，商借古装戏袍，发动演员自己动手……

剧务工作十分繁重，苏中公学总务股在后勤方面全力以赴，给于支持。当年，副股长、双甸人任亦山就曾担任剧务，当了无名英雄。

王啸平当时已是苏中地区的著名导演了，因此《甲申记》也由他执导，因他对古装戏不大熟悉，故以他为首，邵钟（苏中公学总俱乐部主任）、骆勋、陈绍贤等组成导演小组。

王啸平在排练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多年后，当年的演员们回忆说，王啸平一踏上排练场，与平时判若两人，他全身心投入，要求严格，作风严厉。

演员朱星回忆说：“首先遇到的是要在‘五四’前赶排演出。3月初，剧团调集演员，剧本虽有所酝酿讨论，但‘八字还没有一撇’。当时确定边创作边排演，写出一幕戏就油印发给演员，对台词，分幕分场排演。这就忙坏了导演王啸平，他与舞台美术同志商讨舞台布景装置，设计演员在舞台的行动路线和场面，处理演出的节奏、戏剧的高潮，来一幕剧本，就在校部附近的一个小庙里排演一幕。”

来自南通的陈均饰陈圆圆，她在《战友情》一文中回忆说：“我没有自信能演好圆圆这一角色，担心得很。……好在碰上了好导演王啸平，他处处启发我。在对台词时，我按惯例吐词，他说‘不对’，又说‘你考虑你的台词犹如唱歌那样，你要用高八度才行’。我想到京戏，领会了……总算台词过了关。啸平的导演善于诱导，不是用示范动作要你模仿，而是要你先表演。不合要求时，则讲述情节、人物关系、角色特点，使你自己予以纠正，然后再作修练指导。……他的导演似指挥一部乐曲那般很有节奏感。”“由总导啸平导演后，又由茹辛与我单独排练，边练边导。”

李苍鹰回忆“有一场戏……，我一看到他（太监演员）那种滑稽的表情……就忍不住要笑。……每逢这时，导演王啸平同志总是严肃地下令‘重来!’‘重来！’我还是笑，‘再来一次!’我仍是笑。王啸平同志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可是从来不发火，大概因为我是个新来的同志吧!他只皱皱眉头，挥挥手再重来。下场后，他却耐心地给我讲解演戏也是革命工作。不论大小角色都要认真对待的道理，使我又感到惭愧。再排戏时，我就咬着嘴唇再也不笑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戴福宝演小黄门，他从未演过戏，又一口苏北腔，而啸平并不因只有几句台词而不重视，一步一步教他走台步，一遍一遍地训练校正发音，终于使他摆脱了‘泰兴羔子’的困扰，塑造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形象。”

李苍鹰回忆说，她们八个宫女编在一个班里，陈圆圆(陈均)是她们的班长，这个班是“南通帮”，《甲申记》的宫女几乎都出生于南通。讲的全是南通方言。为了学普通话，班长陈均以身作则，并规定班员们平时也不许说一句家乡话。

1945年5月4日,又值苏中公学发起的苏中青年代表座谈会召开,《甲申记》在宝应县固晋首场公演,盛况空前,引起了轰动。特别是《甲申记》的几首插曲,更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甲申记》先后演出约50多场,历时一年,风靡苏中解放区。

1945年冬,苏中公学分校在海安丁家所镇成立,吴天石任校长兼党组书记。12月12日，苏中前线剧团在如皋县人民剧场演出五幕历史剧《甲申记》。

冷培基先生在1990年所撰的“《甲申记》首次在如东演出”一文中说：“1945年冬，在吴天石同志亲切关怀下，并率领苏中公学文工团来到栟茶镇，为我县首次演出《甲申记》。栟茶镇人民及全县各市镇的文艺骨干、剧团负责人、戏剧爱好者有幸观看了这一次演出。

演出场面之大在如东是空前的。不仅使文艺工作者者扩大了眼界，同时也使观众从明末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中受到一次教育，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演出以后，剧中的《园园曲》《庆元宵》《征潼关》《劝赈歌》等插曲在全县广为流传，久唱不衰。”茹志鹃在《甲申记》中出演长平公主。

 

《甲申记》剧组在宝应合影

 

茹辛、茹志鹃兄妹出演《甲申记》

 

因为《甲申记》， 王啸平和茹辛、茹志鹃兄妹走到一起。

陈以和在《芦荡烽火》一书中说：“茹志鹃同志为了演好长平公主，每天早晨在河边柳树下练台步，背台词。固晋的老人，都记住苏公2队有个出生在上海、祖籍杭州的‘才女’。她处处以大姐姐的身份帮助和指导青年同志，又以她特有的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话语去启迪年轻的同志。”

《甲申记》中饰“陈圆圆”的陈均在1945年4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注意长平公主的戏，志鹃演得很有风度，我也要学点古代女人的动作才是”。

当时被誉为“古典美人”的宋洁回忆说：“导演分配我在剧中担任长平公主的贴身宫女‘婉儿’，我很高兴。虽然是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角色，但毕竟是一个有名字的宫女。”“茹志鹃在《甲申记》中演长平公主。我演的婉儿是她的贴身宫女，工作上联系较多。她处处关心我、教导我、亲切地叫我小鬼。(当时茹志鹃20周岁)我也喜欢她，跟前跟后(怪不得婉儿愿意终身伺候公主呢)。那时她的文学修养就很好，是全团公认的才女。她常常把她写的诗念给我听(她一有空就写诗)。尽管我听不大懂，但还是非常崇拜她，钦佩她的才华。果然，她后来成了文学家。我真后悔那时没有好好向她学习学习。否则我也可能会在文学上有些造诣了。”

茹辛曾导过《黑乌鸦》、《丁赞亭》等戏。这一次，不仅负责宫女班，具体地指导陈均如何塑造陈圆圆这一角色。而且出演骁将刘宗敏。

抗战胜利后，为了欢迎粟裕司令率领大军胜利北撤，苏中军区特地安排苏中公学文工团在东台县城为部队演出了五幕历史剧《甲申记》。

身为北撤部队“随营学校”总俱乐部主任的沈之瑜，在满目生辉的舞台上，看到了自己弟妹们的身影。扮演刘宗敏的就是大弟弟茹辛；长平公主正是小妹茹志鹃扮演的。看到这里沈之瑜欣慰地笑了，弟妹们都有出息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出戏的导演王啸平后来成了小妹茹志鹃的丈夫。

为对《甲申记》编演工作进行总结。1945年底，由吴天石亲自组稿，吴骅（如东邱陞中学毕业后留校）据其口述整理编校的《“甲申记”演出特刊》付印。收录了吴天石、沈亚威、王啸平、茹辛等文章。

1998年，由当年饰陈圆圆的陈均等主编的30万字的《“甲申记”演出纪念集》出版，如东双甸人任亦山是编委成员。陈均父亲是进步教师陈修定，1940年，与姐姐陈璞从南通县立初中参加了四分区政治部在掘港办的寒假服务团,在那儿参加新四军的，1946年底，曾领导过掘港的黄海剧团。在纪念集中，还收录了当年演员朱星所作《南歌子  纪念“甲申记”首演五十周年》词三首，任亦山抄录后赠予陈均，书后小跋有“你是主演，我是剧务”一语。1998年6月，任亦山与沈西蒙、沈亚威、陈均等20多位前线剧团老战友参加了《“甲申记”演出纪念集》首发式。任亦山离休前，任镇江军分区副政委，擅书法。

 

《甲申记》剧照

 

茹志鹃创作小说《百合花》

 

茹志鹃参军后，先被分至苏中二分区宣教科临时演出队，后又辗转于苏中公学、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工作。先后任分队长、创作组组长等职。1947年入党。

在文工团的工作中，茹志鹃开始写日记，天长日久竟然记下了厚厚的一大本。有一天，一位作曲的同志偶然发现其中有一段好像歌词又好像诗歌的东西，就拿去谱了曲，并定题目为《跑得快就打得好》，这首歌很快在部队传唱开来，还获得了二等奖。欣喜过后，茹志鹃开始有意识地写歌词、快板诗、歌舞剧……

1944年3月，在《苏中报》发表短篇小说《一个女学生的遭遇》,署名茹志鹃。这之前有个插曲：有一天，赖少其在路上遇到了茹志鹃。原来前一天晚上，刚参军的上海青年表演了文艺节目，其中也有茹志鹃，演出很成功。第二天，赖少其他们想去看看这些演员。在路上与他们不期而遇，由于大家互不相识，只好笑笑点头而过。可不久，只见一位女青年跑过来，站在路边，双手叉腰，仔细打量着赖少其。一问，这位女青年就是茹志鹃。原来她听说刚路过的人是《绝壁上》作者赖少其，于是，她就特地慕名而跑回来看看赖少其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解放后，赖少其曾经为茹志鹃题写了“煮书”二字，且按茹志鹃的要求，只为她题这二字。

1944年夏，茹志鹃参加整风运动。毕业后即留校，在总俱乐部任宣传干事。1945年总俱乐部与苏中一师文工团合并，成立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抗战胜利后，改编为华中军区文工团。解放战争开始后，该团与山东军区文团合并，改为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1947年，她入了党。

演出时，她是演员，也是舞台工作人员；行军打仗时，她是战斗员，也是宣传员。同时，又是护理员、担架员、俘虏押送员。艰苦的斗争环境，锤炼了她的意志，增长了她的才干。她还利用战斗的间隙，顽强地吮吸知识的乳汁，不断地丰富和提高自己。

1946年7月13至8月27日,在我军七战七捷期间，茹志鹃在某团前沿包扎所做战勤工作。这次难以忘记的战斗经历成为她后来创作短篇小说《百合花》的基本素材。此后，她写了许多歌词、快板等，并且调入文工团创作室专门从事写作。解放军渡江以后，她所在的文工团改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建国后，又改为南京军区话剧团。

新中国成立之初，茹志鹃与剧作家王啸平结为伉俪，育有二女一子。

1955年，她转业至上海作家协会，担任《文艺月报》编辑。

1957年6月以后，反右运动波及全国，在南京军区解放军剧院工作的王啸平也受到批斗。茹志鹃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想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

1958年初，在写作小说《百合花》之时,茹志娟任《文艺月报》小说组副组长，她不好意思把自己写的东西过多地发表在自己工作的刊物上，因此没有将其给编辑部领导看,而是把它相继投寄給两家文艺杂志，但都被以“情感阴暗，不能发表”为由而退稿。第三次，她把稿件寄给《解放军文艺》，还是不能刊发，但好心的编辑将其转給《延河》文学杂志，3月就发表了。

伴随《百合花》的面世，王啸平被补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了党籍、军籍，受到降级处分。这对年轻编辑茹志鹃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面对着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负担，茹志鹃也不曾放弃文学创作，她充分地把有限的时间压榨再压榨。白天在编辑部审稿看稿，为了多挣些钱补贴家用，茹志鹃在工作之余还从事着自由写作，因此常常见缝插针地读书、爬格子．，为了不使工作与家务劳动相碰撞，她制定了一个“三三制”计划：白天上班从事编辑工作，晚上从9点到12点先带孩子睡觉，闹钟响了就爬起来写三四个小时，然后再睡一会儿。她以常人无法企及的顽强毅力在文学的田地间辛勤地耕耘着。组织上要求茹志鹃离婚，在那个政治生命高于一切的年代里，这样的选择似乎已是大多数人的态度。茹志鹃作为一个忠诚的党员，创作事业正处在上升期，两个年幼的女儿又面临着谁也无法预料的未来，离婚似乎已是她最好的选择。但当时顶着莫大压力的茹志鹃对组织的回答是：“我不相信一个共产党员教育不好一个右派。”茹志鹃从政治角度聪明地应对了组织上的谈话，维护了她所坚信的爱情和家庭的完整，但同时也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更加艰辛的前行之路。另外，当时上海一些所谓的“左派”认为《百合花》这篇小说“缺乏阳刚之气”，风格过于纤弱，不适合用来描写革命题材，甚至上纲上线，说她的写作已经“走到危险的反党边缘”。虽然老作家王西彦仗义执言，为茹志鹃和其作品辩护，但毕竟势单力薄，茹志鹃的命运真的处于危险的边缘。

所幸的是，时任文化部长兼全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读到《延河》文艺杂志上刊登的小说《百合花》时,眼睛一亮,非常欣喜!他5月12日读完《百合花》后说,“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茅盾在1958年6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逾万字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详细分析了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和茹志鹃的《百合花》等七个短篇小说。其中,茅盾用相当的篇幅分析肯定和高度赞扬《百合花》,认为《百合花》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最富于节奏感”。连用两个“最”字来肯定《百合花》。

当茹志鹃在1958年6月的《人民文学》上第一次读到茅盾的这些评价时,非常激动,说自己这个“已经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成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个主意,不管今后的道路会有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挟着那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

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发表一个月后,应出版社要求,将《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以及评论到的短篇小说编成一个小册子,由作家出版社在7月出版。在这部书的编排上,茅盾格外青睐茹志鹃的《百合花》,作为殿后的小说,还写了《“百合花”附记》。从而不但扭转了局势，而且使茹志鹃声名鹊起，成为新中国的重要作家，《百合花》更是由此奠定了她经典作品的地位。也可以说，茅盾挽救了茹志鹃。它被纳入中学语文课本。由是，茹志鹃一举成名，1959年,短篇小说《高高的白杨树》载《收获》。第一个短篇小说、散文集《高高的白杨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澄河边上》《春暖时节》,载《人民文学》。1960年离开《文艺月报》编辑工作,专事创作。短篇小说《静静的产院》,载《人民文学》。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缕沁人心脾的爽风。

《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茹志鹃回忆说“《百合花》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战斗的时间,正是1946年的八月中秋。那时候,我确实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因此小说在开篇就扼要地点明了战斗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一九四六年的中秋。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生活的原型就是四三年我们打过仗的地方,文章里写的‘海岸’实际上是‘海安’,人物故事是虚构的。那时我在前线卫生队,对这些情况很熟悉。”

其实，七战七捷中并无总攻海岸或海安的战斗，而且都发生在中秋节之前。从七战七捷战斗发生的1946年到茹志鹃写就《百合花》的1958年,时光已过去了12载,作者对于12年前的那一次战斗的回忆出现稍许的偏差，在所难免。

王啸平和茹志鹃的大女儿王安诺在安徽农村饱受锻炼，凭着顽强的毅力度过了人生最困难的日子，后来成为了一位出色的语文教师和文学编辑。儿子王安桅原来也只是一个售票员，但通过勤学苦练成长为电影剧本的编辑，完成编辑电影剧本上下集《走出地平线》、《无品文官浪漫曲》。其中《走出地平线》电影荣获1993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二女儿王安忆1972年考入徐州文工团工作。1976年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1981年初与李章结婚。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996年发表个人代表作《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且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0年《长恨歌》获选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 2004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王安忆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其丈夫李章《本次列车终点》于1981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茹志鹃和王安忆被称为中国文坛柔美的母女花。

在这个“文学之家”里，王啸平曾经说过：“这几年里，安忆是我们家创作冠军，茹志鹃是亚军，我只能算是殿军了。

1998年10月7日，茹志鹃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生前曾为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上海作协副主席、党委书记。王蒙在《哀文友》组诗的诗前附记中，曾对茹志鹃及其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茹志鹃是我60年代最喜爱的国内小说家，她在文坛荒芜之时，秀出于林，给了彼时被剥夺了写作权的我辈以许多安慰，盖文才毕竟未可全歼。《静静的产院》、《阿舒》、《草原上的小路》都是她的名篇。”

 

 

主要参考资料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丛刊社编《岁月如歌 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团体》， 2002年

黄王奇主编《铁军侨魂》，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年。

徐啸虎著《王一桃笔下的100个文艺家》，中国人事出版社，2002年。

陈以和著《芦荡烽火》，?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年。

本书编委会编《新四军中上海兵》，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年。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铁流 25》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

?刘增杰《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江苏省文联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如东政协文史委《如东文史资料 第6辑 文化史料·如东一镇—岔河》， 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