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氏 双 雄

薛驹

兄弟俩在上海从事地下学生运动时，与乔石是战友。兄，建国后任过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十四大党章修改小组文字修改起草工作负责人；弟，建国后成为经济学家、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成果获得过五个一工程奖。在20岁左右时，他俩先后从上海秘密来到皋东参加抗战，分别担任过如中分县县委书记、栟茶区委书记。他俩就是薛驹、薛家骥兄弟。

薛家驹（1922——）、薛家骥（1923——）兄弟，山西运城人。曾祖父是前清举人，有800亩田，还在运城合伙开“兴业钱局”(私营银行)，担任钱局总经理；合股开纺纱厂，也担任纱厂的总经理。是晋南的一个地主兼资本家。

叔祖父薛笃弼在山西政法学校毕业后，曾留洋日本，以后追随冯玉祥，做过陕西、河南省财政厅长，北京的京兆尹，甘肃省省长。蒋冯阎合作时，做过国民党政府的民政部长、卫生部长。阎冯倒蒋失败以后，他到上海做大律师。抗战时期到重庆做水利委员会主任。国民党垮台之前，他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水利部长。曾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第三、四届候补执行委员和第六届执行委员。建国后，任上海市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1956年，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根据毛主席的建议，薛笃弼作为特邀界别委员参加。开幕式毕聚餐时薛被安排与毛泽东同席，同桌的还有周恩来、张治中、卫立煌和著名中医施今墨。言谈中，薛谈及他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不胜愧疚。毛泽东亲切地说：“你是冯玉祥将军郑重推荐给蒋介石的，是国民党政府里难得的清官廉吏，真是野有遗贤啊！”薛激动得连声感谢知遇之恩，表示愿为国事竭尽绵薄。

兄弟俩少年时，曾祖父请了一位中学校长崔斗臣（地下党员），办了个运城务本学堂。他俩入学后，读古文也读今文，读中文也读英文、日文。崔老师完全采取课堂教学，讲解释疑，谆谆善诱。崔老师给他们看邹韬奋编的各种刊物和东方杂志， 读一些鲁迅、章太炎的文章，并给薛家驹看政治经济学，使他俩懂得了抗日，接触到世界。崔老师是他们走向革命的启蒙人。解放后家里人告诉曾祖父:你请的崔斗臣老师就是共产党，现在是第一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老爷子无可奈何地说:“怪不得教出了一窝共产党。我只晓得这位老师好，哪知道他是共产党。”

战斗在上海

1937年春节过后，曾祖父送他们到在上海当大律师的叔祖父薛笃弼处深造。先到闵行上海中学读补习班，“七?七”事变后，上海中学迁入法租界，兄弟俩继续在上海中学读初中。其时，薛家驹背诵“国破家何在”的诗句，决心去掉“家”字，改名薛驹。

1938年，他们双双跳级考人南方中学读高中。南方中学原来是敬业中学（抗战胜利后，复名为敬业中学），教学极严，数理化全用英文版本。1937年10月，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成立，敬业中学为17个理事单位之一，敬业中学于1937年11月转称南方中学，“学协”党团书记黄文荃（张英）直接联系南方中学。

1938年暑期，上海“学协”举办“救亡运动训练班”，吸收各校进步学生参加。8月，黄文荃亲自发展南方中学初三学生顾秋石（渊）、周东葵加入共产党，这是南方中学最早的一批党员。上级党组织要求顾秋石（渊）留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而要求周东葵离校搞一段校外学生工作后，奔赴苏南参加新四军。10月，顾秋石（渊）发展林国俊入党，并成立了南方中学第一个地下党组织。在上级党联系人黄文荃等的指导下，南方中学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从1939年到1942年，先后发展了薛驹、薛家骥、蒋照明（乔石）等22人入党。1938年12月，16岁的薛驹于入党。蒋照明（乔石）于1940年8月由顾秋石（渊）介绍入党，也年仅16岁。抗战期间，薛驹、薛家骥、蒋照明（乔石）等先后在南方中学担任过支部委员，顾秋石（渊）为第一任支部书记，薛家骥为第二任支部书记，蒋照明（乔石）为第四任支部书记。

乔石，1924年生，比薛驹、薛家骥分别小一两岁，浙江定海人，生于上海。原名蒋志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乔石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80年代初，乔石在致顾秋石（渊）的信中说：“我现在的名字是入党后就取的。后用久了，又有纪念意义，便没有再改。”1998年9月，在敬业中学建校250周年时，他在给母校的贺信中写道：“我本人虽原籍浙江，但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上海求学和参加革命。当年就是在南方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对母校和母校师生校友很有感情。”

薛驹、薛家骥先后担任南方中学“学协”执委。1939年春，成立“南方中学时事研究会”，由王德裕、薛驹主持，王德裕、薛驹等7人为干事，他们秘密学习《西行漫记》《论持久战》等进步书籍；薛家骥还组织读书会。这些活动常在薛氏兄弟所寄住的薛笃弼家中进行。薛驹曾任上海地下党学委中学区委委员、书记；薛家骥担任过南方中学学生会主席，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上海学生协会，担任过区干事，联系10多个学校。兄弟俩一起参加组织领导上海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根据党组织指示，薛家骥等领导组织了3月30日南方中学反汪大会。这是党在上海发动的一次较大的群众运动。

1941年1月2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方中学爱国校长宣布南方中学停办，可是训导委员却去汪伪政府注册并接任校长，激起广大师生反对，大部分教师离职，学生离校。支部书记蒋照明（乔石）根据上级党关于“上海的中学一定要办起来，以免群众失学”的指示，组织了新校——四维学社，作为反汪抗日的一个实际行动。

1941年夏，薛家骥毕业于南方中学高中，考入大同大学经济系。薛家骥在回忆录《生之旅》中写道：“在上海地下工作四年，情况一年比一年严峻，总是冒着被敌人‘钉梢’、捕杀的危险去完成任务。怎么既坚决与敌人斗争，又能摆脱敌人的摧残和迫害，就是一个必须学会的本领。上海地下党面广量大，日伪特务并不是一个一个地去抓，而是大量地搞特务钉梢，顺藤摸瓜，破坏党的组织。这也可以从末梢摸起，盘根错节，找到地下党的中枢。我在南方中学担任过第二任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也担任过学协区干事，这就成为被钉梢的末梢，穿弄堂、跳电车，甩掉尾巴，就成为经常的任务。我被钉梢，组织上就断绝与我的单线联系，由哥哥与我联系，哥哥被钉梢，我也同他联系过。但暴露了的党员最终还是要撤到解放区去，我在1942年割麦插禾的季节撤到了南通解放区如中地区。”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入侵租界，组织上决定薛家骥撤往苏中解放区。1942年5、6月间， 薛家骥等12人化作难民，随地下党交通员秘密乘船到南通。早在上年春天，大同大学肄业的薛驹已从上海秘密转移到苏中抗日根据地。

兄弟俩并肩战斗在苏中

关于在苏中根据地抗日的经历，兄弟二人都曾有详细回忆。

薛驹在《难忘抗战烽火岁月》一文中写道：

组织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春，我从上海转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当时因为日本扬言要进上海租界，上海地下党组织要求一批学生党员干部分批转移到临近上海的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周一萍也是与我同时到达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他当时是上海学委书记，我是一个中学区的区委书记。我们先到苏中四分区党委所在地如东县掘港镇，接待我们的是谢克东同志，当时他名叫谢克，是地委党训部主任。他向我们介绍了黄桥战役后苏中根据地的发展情况，还带我们旁听了苏中区党委召开的干部会议，第一次听到粟裕同志的报告。到4月份，我被分配到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政干校任指导员、支部书记，6月干校结束后，调任苏中四分区青年联合会负责人，7月在丰利镇举办了一期学生夏令营。

夏令营尚未结束，就遇上了日军的“8·13”大扫荡，在如东等沿海地区占领了几个集镇，并在农村对抗日武装进行攻击，夏令营匆忙宣布解散，一部分青年学生回家，一部分愿意留下的学员加入当地游击队、武工队。我也就留在如东，和如东地方干部一起组织民兵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并参加“二五减租”、建立农民抗日协会等活动。

发动群众共同抗战

大约在9月间，谢克东被任命为如东县委书记，任命我到如中分县任县委宣传部长。到1942年4月份，原如中分县县委书记姚家礽调去江南工作，县委决定我接任。1942年10月，苏中区党委在如东县南坎镇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坚持敌后斗争的指示，作好反“清乡”的准备。为便于独立活动，会议确定改如中分县委为如中县委，我仍任县委书记。到1943年3月正式开始“清乡”时，苏中四地委决定成立四分区城工部，把敌占区城镇的党员划入乙种组织，由城工部领导，并调谢克东任地委城工部部长。

1943年5月又调我担任苏中四地委城工部南通县城工特派员……

挫败日伪“军事清乡”

在反清乡斗争中，我们采取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成功经验，即以乙种组织的情报工作和武工队、锄奸队相配合，打击敌人，坚持斗争，取得较好的效果。可以说，乙种组织是在特殊时期敌伪和日寇清乡时期，为保护党的实力、打击敌人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能够适应当时残酷、恶劣环境的特殊的斗争方式，在当时对保护党组织，打击敌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抗日战争结束后，乙种组织也就取消了。

在清乡时，敌伪沿着从如皋到南通的串场河一线，运去大量的毛竹，在河岸一边筑起几百里竹篱笆网，形成一条“清乡篱笆网”，每段相隔大约十里左右，建一个驻军碉堡，设一个据点，多次进行梳篦式的清乡、扫荡。1943年9、10月间，日伪军在南通残杀500多人，用极残酷的手段，如活埋、剥皮、点肉灯等等。我们在反清乡中，先是在竹篱笆网上打开了一批洞，使武工队晚上能够穿洞过河。到1943年9月，全线同时围攻敌伪军串场河据点，并把竹篱笆全都拆掉，参加拆篱笆的群众达8万多人。这就宣告了日寇伪军第一次清乡大失败。

……

1944年9月，我回到地委，任苏中四地委城工部组织科长，到1945年上半年，区党委社会部派陈安羽带一支武工队到南通城郊，研究如何进攻南通城的问题。这支武工队中还有两个日本人、一个朝鲜人、一个台湾人，都是被俘后成为反战同盟成员。地委城工部派我也参加这项工作，利用当地乙种组织的关系，研究能否内应外合，拿下南通城。同时也发挥反战同盟的作用，让这些日本人利用电话线向城里的日本人喊话，通过关系写信邮寄进城等等，做对日本军人的宣传工作。那时，日本军人已经情绪低落，也躲在城里不敢出来进攻。我们同城里的乙种组织负责人林克同志在城外约会，商讨如何里应外合问题。此后，因为国民党部队抢先占领南通，我们也就收兵回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谢克东调任如皋县县委书记，我到苏中一地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

薛家骥在《生之旅》中关于在皋东的抗战岁月写道：

我们一行12人，在南通登陆后，再转船去如东丁埝，上岸混过检查，就直奔苏中区党委所在地。到如中双（岔）北区高家庄遇到新四军哨兵，“到家了”，我们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在看望我们这支队伍的人中，有一位很像哥哥，我喊了一声，真的是哥哥薛驹。这种不期而遇，真使人惊喜不已。随后经区党委分配，就留在如中分县委工作。

在如中，我一直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化名“刘启祥”。先配合朱可长（常）同志办了一期夏令营，以后就留在双（岔）北区工作。王家扬是我们的区委书记，我担任组织科长，区委的一套班子，魏志田、何畏、许布洛、周远谋等等团结协作患难与共相互体贴那样的风气，使人永志难忘。

1943年，曾调如中汤园区开辟工作。1944年又调掘马北区工作，1945年重回双（岔）北区做副书记。如中地区工作基础比较好，可斗争也很复杂，不仅要反日伪，而且要反顽和它的地下组织的捣蛋。

1945年抗战胜利，我奉命进驻栟茶，担任栟茶区区委书记。1946年国民党进攻苏中解放区，并在如东组织全县大暴动。我和栟茶区区长何静平动手得早，镇压了当地的国民党顽固派。栟茶成了惟一没有暴动的地区。1947年又调汤园、岔马南合并的大汤园区任区委书记。汤园是反清乡中垮得最厉害的地区，在反国民党清剿时也很艰苦，那时候只能同区队在一起，靠武装斗争把汤园区坚持下来。随后建立了通如工委，孙卜菁为工委书记。1948年局势好转后，我调工委担任组织部长。当年秋我有幸参加了苏中土地工作会议。回来后，即离开工委调南通党群大队，准备渡江南下。

薛家骥还在回忆录中还写道：

到解放区后，最艰苦的是“反清乡”和“反清剿”，日伪特务疯狂，国民党还乡团更疯狂，他们熟悉我们的活动规律、活动地点，日夜奔袭。1946年整个冬天，没有哪一天不是和衣而卧。在如中河网地区，一次战斗要蹚七八条乃至十多条河。以后读《粟裕研究文萃》，才知道当时我们的斗争策略是小部队的内线坚持和大部队的外线机动相结合。苏南“反清乡”没有主力部队的支援，损失很大，而苏中反“扩展清乡”却取得了全胜。在“反清乡”斗争中，我们在内线坚持，白天狙击敌人，晚上带群众火烧竹篱笆，就像当时唱的一首歌:“竹篱笆万里，一把野火烧净光，清乡队员送他见阎王”。时机成熟，新四军主力就大踏步前进，杀进敌人的“清乡圈”，摧毁敌人的清乡部队，打乱敌人的部署。我在如中亲身经历的耙齿凌战斗，就是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对敌人的一次歼灭战。之前的童家甸战斗，随后的南坎战斗，都是对清乡区内的强大攻势，内外结合打垮敌人的扩展清乡。反清乡如此，反清剿也是如此我经受了对敌斗争的磨砺，可是比之革命的先行者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粟裕将军有诗抒怀：“半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危安。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厉辛艰。松苍敢向云争立，草劲何惧疾风寒。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粟裕将军是我们的楷模。我所经历的磨砺只是他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南下以后

1947年，党中央提出要重新开展江南敌后游击战争，恢复江南革命根据地。经过华东局批准，1947年5月中旬，薛驹到达浙江，进入浙东四明山根据地，开展历时两年的游击战。历任中共浙江省姚虞县工委书记，浙东四明工委委员、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余姚解放后，任余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宁波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

新中国成立前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宁波地委秘书长、宣传部长，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恢复工作后，任中共浙江省委派赴温州联络组组长，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负责人，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浙江省省长，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9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此期间，成为先后任中共中央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同志的得力助手，这两位在半个世纪前一起从事地下工作并肩战斗的战友，又走到一起。1998年9月，乔石在给母校建校250周年的贺信中还写道：“多年来我同南方中学老校友也有接触来往的机会。在上海和北京都拜访过顾渊同志，与薛驹同志这几年在中央党校和全国人大共事中接触更多……。”

1992年3月，经中央政治局研究，由乔石负责，组建十四大党章修改小组，成员还有曾庆红(中共中央办公厅)、薛驹(中央党校)、虞云耀(中组部)、陈作霖(中纪委)等人。薛驹负责党章文字修改起草工作。那次修改把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精髓写入了党章。薛驹主编有《十四大报告二十二讲》，著有《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思考》，出版有《薛驹诗词书法集》。

而薛家骥则在1949年4月，经江阴渡江，随军南下。先后任松江市委宣传部长、松江干校副教育长、苏南总工会工人干校副校长、省工会宣传部长。1953年，在干校结婚时把名字再改过来，改刘启祥为薛家骥。1959年调《群众》杂志编辑部工作。后任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1978年负责筹建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同时负责恢复江苏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活动，

1980年，改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先后担任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院长，江苏省经济学会会长，是 省政协委员、省人大常委。他是经济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他行政工作和科研工作“双肩挑”。他自勉:“多做学问，讲求造诣。”1992年，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

薛家骥著有《辛勤笔耕三十年》（江苏省社科院专家文集之一）。主编《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情丛书——百市县经济社会调查(常熟卷) 》；主编的《爱我中华丛书  中华国策卷》获1994年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与田伯平同志共同主编的《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的发展》，获江苏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参编的《亚太地区经济环境与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开发》获人民大学1992年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迈向21世纪的徐连经济带》获1996~1997年“五个一工程”入选奖。

主要参考资料

沈立人编， 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云海一鸥  经济学家薛家骥》，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浙江老年报》2011年08月17日。

上海南市区政协文史委，《南市文史资料选辑 第2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南市文史资料选辑  第6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