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白兴” 商贸旺

管慎记纸马店

如东“据江海之会，握襟带之薮”地处黄海之滨，属季风副热带海洋性气候，拥有大片的农田和海滨灶地，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历来盛产粮、棉、鱼、盐、猪、禽、茧，以铁、木、竹、草为原料的手工业遍布城乡；20多个大小集镇分布均匀，水陆交通也较方便。天时地利、人杰地灵，给商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作为如东县城所在地的掘港镇，自明、清以来，一直是盐、鱼、粮、棉“四白”集散地，商贸云集，市场繁荣，曾有“小扬州”之称，是全县商贸活动的中心。

20世纪80年代砖桥东侧老布店

大豫盐垦公司张骞办事处旧址

“掘港”这一地名的来历，说法不一。一说古代这里地处海滨，附近缺少港口，人称“缺港”。因“缺”字为当时统治者所忌讳，于是用同音字“掘”来代替，故叫“掘港”；另说唐代李承主持构筑捍海堰后，天降大雨，内河水涨，不得排泄，酿成水患，便在这个地方掘开捍海堰放水入海，于是“掘港”的名字就叫开了。掘港异名宾山，宾是贝壳的类称。民国22年（1933年）的《如皋县志》载有邑人黄端著《宾山赋》：“土人取虫车蛾（文蛤）弃壳海滨，累积成山，高十余丈，上耸一峰，望之若浮峦孤屿出没于云涛中。今海潮荡涤，有其名耳。”“掘港”地名，最早见于唐开成三年（838年）日本国僧人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

掘港始建于唐大和五年（831年），自明初形成市镇，至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千百年来，掘港从昔日的浅海沙滩变成颇具规模的海滨小镇。40年代中叶，掘港的范围包括掘港区、掘东区全部、苴镇区大部以及马塘区的一部分。1951年11月，如东县人民政府经政务院批准，由马塘迁驻掘港，使掘港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八十年前所摄东包场（盐仓）

掘港的商贸业若是追根溯源，可以说端始于盐、鱼、粮、棉“四白”的兴起和发展。唐宋时期，随着盐业的开发，掘港镇逐步形成了与盐有关的商贸集市。后来，渔业的新兴，又给商贸业增加了大宗商品。自唐代筑捍海堰后，堤内土质日淡，植棉种粮，农业始兴，并陆续发展了一些工商业，但以个体和小型为主，以手工业生产和供应日常消费品为市场特色，属于小商品经济的格局。民国年间，掘港镇市面逐步拉开，老铺旧肆整新店面，各种商号强挂招牌，街坊日趋繁荣，有五里长街之称。抗日战争前，掘港商贸业出现过繁荣的景象，全镇有大小商户2250多家，经商者达16500人，成为如皋东乡商贸业市场的中心地区。1941年日军入侵掘港，全镇商贸业惨遭践踏，迅速衰败，许多商店停止营业，像大豫盐垦公司、大咸官盐栈、南通大生纱厂和海门大生三厂收花站、南通春源恒、如皋石合泰等五洋批发商在掘港的分号，全部歇业解散。日军侵占期间，掘港镇资源不足，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市场萧条。有的商人将物资变换成资金外逃；有的商人把商店资金分散转移到农村；也有大店改小店、小店改摊贩。剩下的一些商店，即使营业，也由于日伪政府摊派捐税，百般搜刮而无利可得，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据1945年10月统计，仅在掘港被日军占领的头4年中，由于日伪的绑票、封锁、掠夺就有42家商店倒闭，裁减店员447人。但在附近的抗日根据地，仍然有“流动商店”（有时武装保卫）进行商贸交易。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掘港后，市场形势继续恶化，不少商户纷纷关闭、歇业。在14个月中，大小商店、作坊由981家减至549家。1948年春，掘港镇解放，人民政府发放商贸贷款，支持私营商贸业恢复营业。1950年，掘港镇私营商业达到852家。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掘港镇的商贸业经历了几度起落。改革开放以来，掘港镇商贸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商贸业为主，多种所有制商贸业并存的新格局。

食盐产销历史悠久

掘港沿海地区，历史上柴草资源丰富，为大量烧制食盐提供了有利条件。仲夏至秋冬，常有连续数日或数十日的晴天，便于晒灰制卤烧盐，每一立方海水可产盐27.5公斤左右，历来以“煮海水为盐”著称。几个世纪以来，食盐一直是掘港的主要产品和交换物资。唐大和五年（831年）设置如皋场，专营盐政。宋代为如皋县掘港场。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始建盐课司，设大使和副使，主管盐课及地方行政事务。掘港场到清末历任大使共61人，其办事机构称盐课司署。清乾隆年间，掘港场每10灶设1灶长，主管各灶煎盐事务。各灶煎盐之户，均有灶场一面，附有草荡数百亩，柴草尽供煎盐，但属经营食盐的盐商私有。

元、明、清三代，掘港场的盐业生产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据清嘉庆年间《两淮盐法志》记载：掘港场有灰场1416块，卤池2284口，灶房4684所，盘铁146角，锅3688口（盘铁为泼取盐之工具，锅分别为煎煮小粒盐的工具）。灶丁6366户，17279人，草荡153560亩，沙荡11124亩，仓基11亩。旺产每旬煎盐5920桶（约118.4万斤），歉产每旬煎盐2960桶（约59.2万斤），定额年产食盐88800引，折盐177600桶，计3552万斤。

丁普照菜馆遗址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中国，由于甲午赔款、庚子赔款等都是以海关、邮政和盐税作担保的，因此盐税不断增加，盐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也日益加重，盐民辛辛苦苦烧出来的盐都被官商盐霸低价强购，盐民所得无几，生活极为困苦，故有“盐花子”之称。盐民除深受残酷的剥削之外，还遭受税警队、缉私营盐兵的祸害，他们横行霸道，以缉私为名，敲诈勒索、为非作歹，课税日重，缉私日紧，盐民日苦，盐业遂日衰。民国元年（1912年）统计，掘港场仅存盐灶811副，锅1440口，分别只及嘉庆十一年（1806年）的1/5和2/5，年产食盐仅13万桶。清末民初，因海潮外移，废灶兴垦之风日甚，柴草逐步减少，加之煎盐成本加大，煎盐生产日趋没落，掘港场与丰利场合并，称为丰掘场。民国6年（1917年），南通张謇在掘港镇的南街东圈门巷和东镇东9公里的大豫乡，创办了大豫盐垦公司，原掘港场的盐业生产纳入该公司经营，年产盐10万桶。抗日战争后期，因私垦渐多，草田减少，盐业生产规模进一步缩减。抗日民主政府撤销丰掘场，将剩余盐灶纳入余东盐场和吕四盐场，改称余丰场，部分盐民逐步转向渔业和农业生产。新中国建立初期，掘港东部沿海地区仅有盐场面积5390亩，灶362副，锅981口，从事盐业生产个体盐民2288户，10825人。1952年，盐产量为13898吨。1958年初，在掘港东南七管河外，新筑海堤11.5公里，围滩16020亩，兴建如东盐场，将煎盐改为晒盐，为盐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八十年代初期，原盐产量稳定在15000吨左右。1988年，产盐量突破2万吨，达20400吨。

环镇古运盐河故道

食盐的销售，历代均由官方直接控制。明清时期实行官督商办，由盐商出价向官府购买灶荡，自设商灰场，煎灶。官府给盐民贷款，并提供煎盐工具，尔后设垣口通过盐商向盐民收购食盐，销售至外地。清乾隆至光绪年间，掘港市面上盐店林立，先后有72家之多。其中颇有名气的有怀义、聚兴、吉兴、裕丰等盐店，而资本雄厚、规模较大的盐店要数吉兴。他们在掘港购买东街龙王桥外和岸街西藏桥外的土地，堆储大量食盐，此场地称为“垣口”又叫“包场”。场地上大小堆垛数十个，大者每垛储盐达十余万担，小者每垛储盐5万—6万担。远望好似积雪之山岭，旧日宾山八景中之“盐岭积雪”即来自于此。食盐包装以蒲包加套包。食盐外运，清初由泰州坝转运，同治年间改由石埠转运。运输时，一般用牛车或船从盐灶运至公垣，再由垣商通过运盐河（亦称串场河）转运各地。民国6年（1917年），淮南官盐局又在南通设立大咸官盐栈，在掘港设立分栈，专事食盐批发，并负责本地食盐销售。解放后，食盐一度由商业经销，后改由盐务机构专卖。

“鱼盐胶膈市，车马洛阳街”。昔日之掘港，盐店的兴旺带动了各行业的发展，浴室先后有五家之多（宾浦池、三庄池、合兴池、温泉池、第一池），其中合兴池的服务对象多为包场盐民。扬州盐商大都携带家眷，设有公馆居住，生活奢侈，吃喝讲究。这对掘港市场影响较大。掘港镇菜馆制作的“狮子头”、“珍珠烧卖”等肴点，风味类似扬州。连风俗习惯，也有与扬州相同之处。旧社会掘港妇女每逢节日喜欢购买扬州绒花作饰品。掘港的“小扬州”之称，源出于此。盐业大兴，市井繁荣，客商近悦远来。抗战前，有一些外地的批发商到掘港来开设分店，如南通春源恒、如皋石合泰五洋店、南通德兴铜锡店等均在掘港设立分号。这段时期，掘港的“赵、钱、孙、李”四大商号—赵永升酒糟坊、钱仁记粮行、孙锦记油饼行、李德昌祥京贷店，远近闻名，代表了当时掘港商贸业繁盛的景况。

水产市场名闻遐迩

古时掘港海岸绵延，港汊纵横，加之靠近长江口，饵料丰富，因而海产品资源丰富，盛产各种鱼虾蟹贝，常见的有100种以上，以黄花鱼、鲳鳊鱼、虾米、文蛤、海蜇、梭子蟹等海产品为多。

二号街区原云浦桥西“掘港商业公会”遗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