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附中四杰之林德明与朱可常

曾与陈毅夫、徐铭一起参加上海地下学生运动的林德明和朱可常，也于1942年2月秘密来到皋东，投身抗日战场。林德明和朱可常在如东结为夫妻，曾分别担任如东县委书记和民运部长。

朱穰丞和王季凤

父母亲朱穰丞、王季凤对朱可常及其两个弟弟参加革命有重要的影响。

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一书中多次提到朱穰丞，提出“我希望在中国近代话剧史上，不要遗漏这位先驱者的名字”。

朱穰丞(1901--1943)，又名成湘，苏州东山屯湾人。东山沪地富商朱献淮的长子，早年毕业于上海圣芳济中学，原想进大学深造，父亲却让他进银行当了职员。朱穰丞天赋聪颖，颇有才气,时人目之为“东山才子”。他自学了英、法、德、日、俄和世界语等六种外文。还擅诗词、歌赋、戏曲，琴棋书画也都涉猎；又好武术，拳、剑、刀、棒亦均精通，在沪参加了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育会”。

1921年夏，朱穰丞联合精武体育会中几位对新文化、新思想有共同追求的知识分子,发起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因该年为农历辛酉年,故取名为“辛酉学社”,自任总干事。朱穰丞自编自导，演起话剧。1927年，辛酉学社改名为辛酉爱美的剧社，即辛酉剧社。与田汉、袁牧之（建国后，曾任文化部电影局第一任局长）等人交往。朱穰丞自己翻译剧本，且进行编导。著名戏剧家潘孑农说过：“朱穰丞是我国第一个接触斯坦尼戏曲体系的人。”

林德明

1928年10月，朱穰丞与田汉洪深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戏剧运动协会"，推动我国早期话剧运动。这期间朱穰丞结识了潘汉年、夏衍等党在文化界的领导人，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特地请潘汉年担任辛酉剧社的顾问，指导剧社的工作，在潘汉年、夏衍的影响下，朱穰丞接受了党的思想，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新青年》等进步杂志，他参加了"左翼剧联"的筹建。还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并担任秘密交通员，把"反帝大同盟"送来的秘密文件分别转送到其他各个联络站去。

1930年的上海，国民党白色恐怖加剧，"左翼剧联"不能公开活动，辛酉剧社也被迫解散。为了寻找救国之路，朱穰丞打算到苏联去，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夏衍，告诉了妻子王季凤，他决定先到法国去，然后再设法转道去苏联。1930年初冬，朱穰丞搭乘去法国的邮船，王季凤带着8岁的朱可常到轮船码头去送行，朱穰丞从此一去不复返。

朱穰丞到了法国就读于索尔邦大学。不久，就参加了共产国际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反帝大同盟"法国分会中国组组长、旅法支部书记。当时朱穰丞曾和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一起住在巴黎拉丁区。每逢节日聚会，冼星海的音乐节目和朱穰丞编导的短剧受到华侨工人和留学生的热烈欢迎。他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集会和游行，为此，多次被法国政府逮捕驱逐出境。后他又到比利时去活动，组织工人和留学生参加"反帝大同盟"。在法国和比利时他曾主编《救国时报》，主持出版"反帝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反帝》，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九一八事变，他还发动群众到日本驻比利时使馆游行示威，被比利时政府逮捕驱逐出境，他又化装回到法国活动。1933年，他最后一次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后，在法国、比利时无法立足，这时恰好有一个马戏团到苏联演出，朱便参加进去，演小丑，辗转到了苏联莫斯科,找到萧三同志,经共产国际审查确认其党员身份后,由萧三介绍去“国际革命戏剧同盟”工作,之后又到瓦赫唐科夫戏剧学院学习导演,后来进了中共在莫斯科办的列宁学校。当时吴玉章、许之桢（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都在那里。后来萧三回到延安见到许之桢，许告诉他，1938年许之桢和朱穰丞等列宁学校的一批中国师生回国，到了中苏边境时，苏方人员把朱穰丞用小汽车带走了，当时火车上还有人羡慕说朱会说俄文受优待，后来过了边境到了中国还是不见朱回来，大家这时才明白朱是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扣留逮捕了。萧三当时把朱穰丞的情况告诉了党中央任弼时同志。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此后家里与朱穰丞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王季凤到处托朋友打听，但只能听到种种传闻，曾说他在回国途中经新疆被盛世才杀害，又听说他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被镇压。朱可常曾多次拜访夏衍，向他询问朱穰丞的信息，得知：抗战时期夏衍在重庆时，重庆的戏剧界人士提到朱穰丞失踪，周恩来同志曾派人去了解，但没有什么结果。当时茅盾应邀去苏联，夏衍专门托他打听朱穰丞的情况。但茅盾回来后说无法了解这个人在哪里。全国解放后，1951年夏衍赴苏联访问，打算亲自向艺术剧场了解朱穰丞的情况。当时驻苏联使馆文化参赞戈宝权对他说，苏联在卫国战争前搞肃反斗争，有不少中国人在运动中失踪，苏方很不愿意我们向他们寻访这些人的下落，也不愿意我们打听这一类问题，所以请夏衍不要去查问。解放初，朱可常之弟王光华被派往苏联留学4年期间，请求当时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去查询，张闻天也说无法了解朱穰丞的情况。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联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1989年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恢复两党关系，朱可常姐弟三人即联名写信并附上有关材料，通过中共中央联络部转交苏联驻华大使馆请苏方查寻。1990年初，中央联络部转来一份由苏联驻华使馆交给的关于朱穰丞在苏联遇难和恢复名誉的材料，终于揭开了朱穰丞失踪之谜：朱穰丞于1938年4月15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以莫须有的"间谍罪"逮捕判处劳改营监禁八年。1943年1月17日死于西伯利亚劳改营。1989年1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为他恢复名誉，并证实他于1931年在法国参加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法国共产党党员。据苏方提供的档案记载，朱穰丞被捕是因当时一个被捕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供词说他与日本侦察机关有联系，就错误判他"间谍罪"，这个工作人员于1938年被枪决，1956年又被平反。而苏方却没有将朱穰丞逮捕收审的情况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通报。

1939年5月7日朱穰丞被送往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的诺里尔劳改营，1940年9月24日被转到克麦罗沃州的西伯利亚劳改营，1943年1月17日死于西伯利亚劳改营。埋葬在克麦罗沃州马利因斯克区诺沃伊凡诺夫斯科耶村的墓地里。

1994年，俄罗斯邀请朱可常大弟王光华去莫斯科参加某科技会议，得到外交部部长钱其琛的支持和批准，在会议结束后，由我驻俄罗斯使馆和俄罗斯外交部人员陪同一起前往埋葬朱穰丞的墓地凭吊悼念，但俄方对死亡人员没有埋葬记录和标志，漫漫乱冢一片，无法辨认，未能找到朱穰丞遗骨，带回的仅是黄土一抔。本想与母亲的遗骨安葬于祖籍洞庭东山，但未及办理，王光华本人也去世。

2010年朱可常与二弟朱承中将朱穰丞的情况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做了详细禀报，请求给父亲做一政治结论，以宽慰他的在天之灵。2011年11月14日中央组织部发文，再次洗刷了朱穰丞蒙受的不白之冤。于是，朱可常等朱穰丞后人在中国首座人文纪念公园——上海福寿园为朱穰丞建了半身雕像、衣冠墓，与母亲王季凤的骨灰合葬在一起。碑座的“朱穰丞”三个大字由生前好友夏衍题写。不远处为朱穰丞生前好友潘汉年之墓。

王季凤(1905-1977),1905年生于上海,父亲王叔榛在上海金融界很有名望,是沪地多家钱庄的当首(经理)。与朱穰丞父亲既有业务往来,又是同乡好友,经人介绍,王季凤从小就与朱穰丞定了亲。辛亥革命后,季风进爱国女校读书,后入中西女校肄业。1919年同朱穰丞完婚。1923年，生了个女儿，取名朱梅（后改名朱可常）婆婆叶氏也是才女,能吟诗作词。王季凤嫁入夫家后,在闺房中看了不少新文艺书籍,还时常翻阅朱穰丞所订阅的《新青年》杂志,思想进步很快。她把《新青年》上刘半农用旧体诗词翻译的外国名诗,用毛笔楷书抄录并装订成一册,婆婆叶氏还为此书题了书名,曰:域外名诗。1921年,朱穰丞组织辛酉学社,。王季凤夫唱妻随,在征得婆婆叶氏同意后,也成为辛酉学社的社员，有时还出演女主角。她还回娘家说服了父母,把胞妹王韫之也动员出来参加了辛酉学社。丈夫朱穰丞领导剧团排演节目,王季凤做好后勤工作,被大家称为剧团里的“大嫂”。1927年,辛酉学社内部发生分歧,一部分人退了出去。朱穰丞带领大家,不顾白色恐怖,坚决向左转。王季凤在丈夫最困难的时候给予积极支持,使学社各项工作照常开展。王季风还支持丈夫参加“左翼剧联”,还在其中做了不少工作。

1942年,因形势严峻,上海地下党决定将中央华中局直接领导的党的“学委”秘密机关,设在了朱穰丞父亲朱献淮公馆中。这时朱穰丞已赴法国。地下党极为信任王季凤,让她为秘密机关放哨。中共中央华中局直接单线领导过的学委负责人吴学谦就住在朱家。为了便于掩护,吴学谦经党组织同意,与王季凤认了“过房母子”的关系,王季凤每天给吴学谦做饭,照料他的日常生活。王季凤掩护过上海地下党一大批革命同志，被称为"革命妈妈"。

2019年，96岁的朱可常（中）正接受暨南大学学生的采访

1934——1938年,朱穰丞曾与苏联籍犹太人女作家勃鲁姆同居三天,抗战胜利后,勃鲁姆于1947年从苏联来华找寻丈夫朱穰丞,辗转未遇。建国后，找到上海王季凤打听。看到朱穰丞的照片，紧紧地拿着照片,恳求道:“送给我吧!这时,王季凤气得连话也讲不出来了。尽管如此,她还是答应了勃鲁姆的要求。王季凤希望听到丈夫更多的情况，于是留勃鲁姆在家中住了三天。勃鲁姆开始以为王季凤不让她与朱穰丞见面，但是一直没看到朱穰丞,方才相信王季风没有欺骗她。勃鲁姆改名为朱白兰，加入中国籍，先后任教于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她千里迢迢在上海、南京、北京、广州遍访朱穰丞的朋友夏衍萧三、冯乃超、罗鸣风……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朱穰丞没有回来。朱白兰不相信朱穰丞没有回来,当然更不相信他失踪,“他一定又是做么秘密工作,在什么地方藏起来了。”直至1971年5月病故于广州中山大学，朱白兰临死还以为丈夫朱穰丞仍在人间,只是由于工作需要未能与她见面,对此深以为憾。

王季凤和朱穰丞婚后共同生活十二年,生育了五个孩子,两个孩子未成年因病夭折,其中三个孩子在丈夫离家出国后,由王季凤独自一人抚养。在父母亲的影响下，朱可常和两个弟弟先后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子朱承坚,1940年加入地下党,1948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他。8月，经组织安排，赴华中解放区工作。就在那时，由吴学谦同志给他改名为王光华，以后一直沿用此名，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大学生,著名铁道运输专家。次子朱承中,1944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为水电部水利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1977年,革命妈妈王季凤在上海病逝,享年七十二岁。

王季凤的姐姐王季彦、妹妹王韫之思想进步，她俩的子女多人参加地下党，王季彦的次子叶公琦建国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王韫之的次子在解放战争中牺牲。

战斗在孤岛

抗战全面爆发后，党中央派刘晓到上海主持恢复和重建地下党组织。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并建立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委”）。抗战时期，周一萍等担任学委书记，张英、林修德、吴学谦等先后担任委员。

1937年10月，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中共上海学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成立上海市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简称“学协”），“学协” 是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和后备军。在“学协”，学生除了自行组织学习、看书，还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如办墙报、发传单、演戏剧、唱救亡歌曲等。

为此，9月成立学协党团，张英、林修德等先后担任党团书记，陈伟达、林德明、陈毅夫等担任委员。学委通过学协党团、区党团以及各校党支部或党员,对学协各级组织进行领导。参加学协的成员都是经过党的教育、培养而有一定觉悟的积极分子。

林德明和朱可常都是学协成员。

林德明(1918——2002),曾用名吴开训,海南文昌人，父亲是割树胶的工人。幼年随父亲到南洋（新加坡）读书，1935年返回祖国。曾经就读于广州西南艺术学院，1936年到上海,入暨南大学附中就学。毕业后入政法学院，1941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史地系肄业。

在暨大附中,林德明参加学生界救国会。全面抗战爆发后,参加上海学协,任区干事,组织本区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后任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1940年夏至1942年2月,任学协党团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基督教学校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教会中学区委书记，与陈伟达、陈毅夫、朱可常是战友。。

比林德明小5岁的朱可常在暨大附中就读时，也加入了“学协”。受父亲的影响，朱可常从小就爱好文艺，朱穰丞教女儿从小就唱昆曲,她7岁登台,朱穰丞擫笛伴奏,父女同台,传为佳话。在“学协”，朱可常常在戏剧组表演救亡戏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明天》《抗日斗争》等，她在《明天》里担任过女主角。抗战期间，著名学者王元化曾在江苏省委文委领导下的上海戏剧交谊社工作，有一次到暨南附中为学生剧团去排丁玲的《重逢》，当时的演员有林修德、朱可常、林德明等。

林修德是朱可常的革命引路人，时常给她推荐共产党、毛泽东的相关书籍，加上父母亲进步思想的熏陶，1938年，年仅16岁朱可常在校期间就入党。朱可常在参加中区救亡协会活动后，成为了学生界共产党女中区区委委员、书记。1941年，女中区委改为女中工委（又称学分委），朱可常任书记。下半年，女中工委改为女中大区委，朱可常任书记。

在中区救亡协会工作时，她还不遗余力地介绍了五六位优秀人才入党，壮大党的队伍，发展党的事业。

战斗在苏中

1942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林德明、朱可常身份暴露，根据组织安排，经过新四军地下交通线秘密来到皋东抗日根据地。两人在皋东结婚，在烽火岁月夫妻二人聚少离多。

林德明先后任中共如东县委组织部长、社会部长、公安局长。抗战胜利后,任如东县县委书记、县警卫团政委。

苏中“七战七捷”后，我华中主力实行北上战略转移,上级决定成立九地委辖通如海启四县。有鉴于此,中共华中九地委决定加强对“如中”地区反国民党军队“驻剿”、反“会剿”斗争的领导。地委委员、组织部长王野翔同志请求兼任如东县委书记,“坐镇”如中地区。原如东县委书记林德明,改任县委副书记，兼如中工委（辖景安、城东、栟丰三个区）书记。王野翔、林德明等跟区、乡干部均宣誓与群众同生死,共存亡,达到反“驻剿”、反“会剿”斗争的完全胜利。1947年4月底,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中共华中九地委在《江海报》上发出致王野翔、林德明同志并栟丰、景安、城东区委的公开函,嘉奖已经取得的胜利,并称如中地区是敌后胜利坚持的旗帜。1947年夏,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特派记者、九支社社长孙明、林子东对如中地区党组织领导群众坚持敌后斗争的光辉历程向延安总社作了系列报道。这些报道,给坚持在华中敌后地区的干部和群众以很大的鼓舞。

朱可常到皋东后担任县委民运部长，组建民兵游击队，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税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她共带领发动3000人参与保家卫国的解放战争，发展党员六七名。“这是基于在暨大时，参与学生运动的领导经验。” 朱可常说。

1942年夏，如中分县委、如东县政府西区行政公署在苏中区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下，举办了暑假讲习班(习惯上也叫夏令营)，有从邱陞中学、栟茶中学、县联中等学校来的中学生共100多人,其中以邱陞中学的学生占多数。夏令营既是中学生暑假的重要活动,又是党的干部新生力量培训班。讲习班的组织领导，由如中县委抽调和苏中行署文教处支援的三名党员干部组成。负总责的是林云峡，另外还有朱可常、薛家骥。林云峡担任班主任，朱可常担任支部书记。

讲习班的学习方式主要有举办讲座、开展专题讨论和辩论，开展广泛的读书活动，办墙报和开展革命文艺活动。

林云峡通过县委先后请来苏中区宣传部长俞铭璜讲《共产主义人生观》、苏中教育界抗敌协会党组书记曾一凡讲《中国革命问题》、西区行署文教科长蔡迪介绍《社会科学简明教程》，苏中教抗理事徐静渔讲《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林淡秋主讲革命文艺，蒯斯曛介绍鲁迅。著名记者范长江刚从大后方来,路过如中北上,特请来介绍国民党统治区的见闻。苏中四分区专员季方同志也来作报告。当时同学们听到这么多负责同志报告,都觉得很新鲜,开拓了视野,受到了极好的革命启蒙教育。在每次听报告之后, 林云峡等夏令营的负责人都组织同学们学习讨论,进一步领会精神实质。

30多天的讲习班生活，同学们明白了不少革命的道理，荫发了革命思想，激发了革命激情，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讲习班的活动，在广大学生中培养了一批骨干。这次夏令营后期就有10多位学生先后入了党,并陆续地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

1947年下半年朱可常从苏北九分区秘密回上海，学委书记张本和她商谈请九分区协助开辟交通线输送撤退人员，得到支持。嗣后建立青龙港交通线关系，很快就培养建立了一支秘密交通工作队伍，并且在海门建立交通站。

渡江战役以后

1949年，上海解放。朱可常担任南通地区的青年团书记。1952年，朱可常被调回上海，担任华东纺织工业党委宣传部部长，后又为上海市委轻工业部办公室主任、虹口区区委书记。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党内进行整风运动，朱可常的区委书记职位被撤销，降任为某工厂副厂长。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她得到平反，成为上海歌剧院院长。自此在文艺界工作长达三年。

1963年9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朝鲜，朱可常率《小刀会》剧组随团访问演出，得到了朝鲜党政领导和观众的好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朱可常第二次遭到批判。朱可常在主持上海歌剧院期间取得的这些成绩居然在几年后爆发的文革中成了批判她的罪状。最可笑的一条罪名是，声称，朱可常积极推出《蝴蝶夫人》，是因为想借乔乔桑唱"晴朗的一天"之口，怀念自己下落不眀的父亲，而造反派认为她父亲去了苏联，就是苏修。在朱可常可常因沾上文艺黑线被隔离审查的同时，林德明作为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也被指责为公检法黑线人物而投入牢中，惨遭迫害。直到文革结束拨乱返正，二人才得以平反。

文革结束后，朱可常先后到上海市文化局、上海舞蹈学校工作。1984年 5月，与上海市妇联副主任曹舜琴一起率领 “中国上海市儿童艺术团”应美国加州文化使节基金会的邀请，先后在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等地演出音乐、舞蹈节目。访美27天，原定演7场，结果演了19场。17日应里根总统和夫人南希的邀请在白宫演出，五百多位共和党妇女代表观赏，赞叹不已。

后来又在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工作，任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副秘书长，主持剧团、医院、出版社、少年宫等工作。

1979年1月26日下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会见并宴请沈粹缜、朱可常、陈维博、吴志恒等中国福利会领导饭后,宋庆龄又招待大家在客厅看了场电影。此次宴会名义上是为了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实际上是宋庆龄有意的安排,让大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陪自己欢度86岁生日。

1984年,在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朱可常的组织领导下,积极筹办了由巴金、叶公琦为名誉会长,朱可常任会长的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病逝后，经中央安排，朱可常于30日上午赴京，参加宋庆龄的治丧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林德明历任南通地委委员、社会部部长兼专署公安局长,崇明县军管会主任,苏北行署公安局副局长,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林德明离休后，重新拿起画笔，创作了许多国画、水彩画作品，圆了年轻时的艺术梦。2003年2月，在林德明逝世周年之际，《林德明画集》问世，91岁的朱可常为之作序。

林修德(1)、林德明(2)、陈毅夫(3)、朱可常（4）等热血青年于1938年在排练了抗日话剧后合影

主要参考资料

王顾编,《王野翔回忆纪念集  第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

朱可常：《朱穰丞：消失在西伯利亚的中国人》（《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杨维忠编著,东山名彦  苏州东山历代人物传,古吴轩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