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判词看“人治”

有人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义就在于能遏制“人治”弊端。那么，古代的“人治”究竟有哪些弊端呢？读古代的一些判词，我们会有不少发现。

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任徐州太守时，有个和尚酒醉后调戏少妇，被乡民痛打。和尚不服，诉至徐州府。苏东坡问明情况，当堂宣判：“并州剪子苏州绦，扬州草鞋芜湖刀。”判词一出，大家都不理解其含义，后经塾师点拨，才悟出其弦外音：“打得好！”这段判词确实幽默且富有才情，可是，案件判决是很严肃的事，苏东坡只字不提法律，只是玩弄谜语表明个人态度，显然缺乏法律意识。

北宋时，崇阳县令张咏发现一库吏头巾中藏着一文钱，便令人痛打库吏。库吏不服，张咏大怒，提笔批道：“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批罢，挥剑把库吏杀了。判词居然根据假设的事实定罪，显然有违司法公理，有违法治精神。库吏为一文钱掉脑袋，其祸根并非一文钱，而是因为不服，激怒了张咏。有人把这则故事当作“防微杜渐，从严治吏”的佳话，显然不妥。

南宋时，皇亲福王强占民房养鸡鸭，还反过来要“房租”。京口县令马光祖弄清真相后，判决道：“晴则鸡卵鸭卵，雨则盆满钵满；福王若要屋钱，直待光祖任满！”判词的侧重点应该放在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分析上，而这段判词却像打油诗，尤其是后两句，与法律没有任何关系，感觉只是“我不怕你！”至于强占的民房要不要退还？判词没涉及，这种判决与法治显然有着不短的距离。

还是马光祖，有人告某书生偷情，伤风败俗，马光祖见书生仪表端庄，文采不凡，便当堂写了一首词，作为宣判：“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不妨。杰才高作，聊赠青蚨(指钱)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冰人是马公。”判决居然看仪表文才，这一判决也太“奇葩”了吧？

明朝时，南昌宁王府一仆役带着御赐的鹤上街时，被平民家的狗咬伤了。宁王大怒，告上府堂：“鹤系金牌，系出御赐。”知府问明情况后，当堂宣判：“鹤系金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不关人事！”判词看似有理有据，却经不起推敲：狗不识字，能作为主人免责的法律依据吗？

清朝时，郑板桥任山东潍县县令，当地有僧尼二人原为青梅竹马的恋人，后因女方父母强行干涉，女儿与男友愤而出家，结果，两人并未一刀两断，在晚间幽会时双双被抓，扭至官府。郑板桥为二人的真情感动，判曰：“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归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郑板桥判决二人还俗成婚无可厚非，但他的这种判决掺杂了个人感情，体现的并非法治精神。

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体现不平等的原则，法治的好处恰恰就在于能克服上述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