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论语》（之三）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这也许是《论语》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段话（尽管称不上妇孺皆知）。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达官贵人，还是处江湖之远的凡夫俗子，凡对孔子及《论语》有所涉猎了解的人，对这段话差不多可说是耳熟能详。自古迄今，由此还衍生出熟语乃至成语。比如，而立之年、不惑之年、耳顺之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六十耳顺，等等。可见其影响之广、之深、之远。

这段文字词义显豁，并无阅读障碍。不过，对“立”“不惑”“天命”“耳顺”“从心所欲”等，还是值得推敲的。杨伯峻先生认为，“立”是站立，这里是“站得住”的意思，为求上下文流畅，意译为遇事“都有把握”。（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下同）“不惑”因《子罕》《宪问》两篇都有“知者不惑”，故可译为“掌握了知识”。“天命”因涵义深广，暂可不译。“耳顺”，两个字很难讲，企图把它讲通的有很多人，不过杨先生认为“都觉牵强”。“从心所欲”，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将“从”读为“纵”，解释为“放纵”，杨先生不取此说。杨伯峻先生最后给出的译文是这样的——

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六十岁，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七十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不越出规矩。”

其实，对这段话，作为一个《论语》的普通读者，知其大意即可，不必“锱铢必较”。而且，据我个人的经验，知其大意，并不妨碍与他人的切磋交流。

以上，作为讨论这段话的重要前提，可算开场白。

关于这段话，我们可作孔子的自传看。一个人的一生（这里是孔子从十五岁到七十岁的人生历程）是如何行走的，短短三十八个字就给出了答案。

据《孔子年谱》（转引自夏乃儒主编《孔子辞典》，下同），孔子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生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相传孔子母颜徵在因祈祷尼丘山而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此当为十岁以前的事。十岁以前，孔子玩游戏，就搞礼仪这一套，可见其人小心大。因此，到前537年，十五岁时，《论语·为政》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之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孔子并不是十五岁那一年才开始有志于学问，其实，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就是志于学的实际行动。

从十五岁到三十岁，孔子一是从事“鄙事”，如做委吏（仓库保管员）、乘田（管理牧场牛羊牲畜）等；二是十九岁娶亓官氏女为妻；三是二十七岁那年郯子来朝鲁，讲古代官制，孔子学于郯子；四是三十岁（前522年）孔子创办私学，授徒设教，琴张从游。可见三十而立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有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孔子在齐国闻韶乐；在延陵季子聘齐，其长子死于齐，孔子往观其葬礼；对晋灭祁氏、羊舌氏后，魏子（舒）为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委派贤能者为县大夫，孔子闻之说“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三十九岁（前513年），晋铸刑鼎，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四十岁（前512年），孔子自谓“四十而不惑”。

从四十岁到五十岁，有季桓子打井得一古物，请孔子辨认，说是“坟羊”；季氏家臣阳虎在鲁擅权，孔子称为“陪臣执国命”，《史记·孔子世家》：“陪臣执国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五十岁（前502年），自谓“五十而知天命”。

从五十岁到六十岁，孔子为中都宰；五十二岁为鲁司寇，在夹谷之会中，孔子相礼，并事先准备，挫败齐国劫持鲁定公的图谋，因在会盟中失礼，齐国把侵占的郓、讙、龟阴等田地归还鲁国；孔子离开鲁国到卫国，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弟子从行；五十八岁居鲁，吴国使人聘鲁，问于孔子；五十九岁由鲁至卫，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六十岁过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过郑到陈国，郑人或谓子贡：“东门有人，……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六十岁（前492年），“六十而耳顺”。

从六十岁到七十岁，孔子在陈，到蔡，后困于陈蔡之间，绝粮；六十四岁在卫，曾回答子路“正名”之说，孔子认为“必也正名乎”；在卫国一直到六十七岁，是年夫人亓官氏去世；六十八岁归鲁；六十九岁，儿子孔鲤卒；七十岁（前482年），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此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七十一岁，相传此时孔子作《春秋》，是年颜渊死；七十二岁，子路被杀；七十三岁，夏四月孔子卒。葬鲁城北，泗上。今山东曲阜县北二里有孔林、孔墓。

将孔子的夫子自道视作他的自传，可以看出，在人生的每一个节点及至一生，孔子都努力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无论是人生的高度、宽度还是深度。做人如此，做事亦然。他是一个好老师，好学者；他是一个满怀理想的政治家，更是功在千秋的思想家。他有成功，也有失败，甚至被讥讽为“丧家之狗”。但他欣然接受，始终无悔，更为感人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精神，让他从一个三岁丧父单亲家庭的贫贱少年，成长为“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至圣先师”。孔子对于“人”的认识和理解，在其一生中，一直叩问求索，仁、义、礼、智、信、忠、诚是他思想内核的关键词。

然而，不止于此。《论语·里仁》中有这样的记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参回答“唯”表示明白的这一思想，其他弟子都不明白。孔子走后，他们问曾参，曾参用“忠恕而已矣”作答。可见，孔子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忠和恕。

而在另一场合，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可见，在忠恕之间，“恕”是孔子认为最有价值的内容。他的思想最核心的一个字，就是“恕”。胡适晚年曾说过一句重要的话——“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似乎可以解释孔子的“恕”的价值所在。

以一字而流传天下，以一字而造福大众，孔子之“恕”伟矣哉！大矣哉！深矣哉！善矣哉！“天将以夫子为木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