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何曾到九泉

编者按 吴剑坤先生在“现殿——南黄海的海市蜃楼”一文中提及凡一同志，为增加读者对如东已故乡贤凡一同志的了解，特将其友、著名作家陆文夫的“一滴何曾到九泉——悼凡一同志”一文随同刊发，以供一阅。

在苏州的文化界，凡是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凡一同志。他渡江到苏州时是宣传部文教科的科长，人称凡科长；后来是宣传部的部长，人你凡部长；后来是市委副书记，人称凡书记；再后来是政协副主席，人称凡主席。最后，仍称凡一同志。

其实，凡一是个文化人，多才多艺。他能写文章，会画画，会制作盆景，会木工，会裁缝，是烹饪高手……每种技艺都达到一定的水平，对盆景艺术还著有论文。

在反右派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文化人当了文化官之后往往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和原有的文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练就一套防身术，以免哪位仁兄受到整肃时会受牵连；更有甚者，到时候还可以作高水平的批判，因为文化人整文化人最为内行，也像武林高手一样，他知道你的命门在那里，只要轻轻地一点，你就动弹不得，必死无疑。

另一种文化人当了文化官之后，你不觉得他已经当了官，他还是他，和未当官时没有什么区别。凡一同志就是这样，他当了一辈子的文化官，可他不是为了保官升官而当官，是为了文化事业而当官。他不和文化人保持距离，总是把自己也放在文化人的行列里。他特别欢喜和那些学有所长，有才能的人在一起，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谁都知道，文化上的创意往往都是一时兴起，是在谈天说地中产生的。不过，这在当时很危险，因为凡是有才能的文化人都欢喜出花样，乱说乱动，死不服贴。每逢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时，这些人就不灵了，昔日座上客，今日就要入另册。

凡一同志对这些入了另册的人从不避而远之，而是照常来往，并设法帮助他们。这一点，现在的人看起来也许觉得没啥了不起，可在那时却是难能可贵了。那时，一个人如果成了什么分子，某些非常熟悉的人见了面也不点头，在马路上见了便远远地避开，在小巷子里迎面碰上便把头偏在一边，好像是在查门牌似的。

我和凡一同志一起渡江到苏州，他是我的领导。我们一起在苏州渡过了这风风雨雨的五十年。我涉足文坛，写写小说。那年头，写文章好像现在的人炒股票，偶尔行情看涨，赢了一点；一会儿大盘走低，输得光光的。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我在南京输光了，垂头丧气地回到苏州来。凡一说，当年你到南京去我就有点不同意，如果还是在苏州的话，也许不会出事情。我说那也不一定，我在苏州也是在劫难逃，你想保也保不了。他也点点头，好吧，你想当工人就按排你到工厂里去，先劳动几年再说。

我到苏州机床厂学车工去了，苦苦地劳动了两年多，表现得不错，还评着个先进生产者什么的。后来南京又要成立创作组了，为了体现给出路的政策，在众多的新人之中也要有一个老的，便想到了我。南京有人来调查，苏州市委宣传部为我说好话，厂里的工人也为我说好话，二者一凑，我又到南京去当专业作家了。这一次，凡一也主张我去，说是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我在南京按着内心的伤痛，拍拍身上的灰尘，努力写好几篇小说，赢来一片赞扬，倒又像个人了。那年过春节，全家都高兴，为了犒赏我，便花四块多钱去买了一瓶茅台酒。年初二，我正喝着，凡一来拜年，门一推就闻到一股酒香，噢，你在喝茅台！我便邀他一起喝，两个人坐在一张小桌子上，喝得瓶底朝天，日子又好过起来了，痛快！

好景不长。过了两年，阶级斗争一抓又灵了，文艺界整风，我在南京首当其冲，被批得一塌糊涂，还要把我送到劳改农场去劳改。幸亏劳改局的人高抬贵手，看了材料以后说我的条件不够，这才被永远赶出文艺界，彻底下放回苏州，到苏纶纱厂去当保全工。这时候，凡一夫妻二人已调往北京，我们已是天各一方了。

天有不测风云。凡一夫妻二人被造反派从北京押回苏州来批斗。我那时算是死老虎，虽然也要陪斗、罚跪、请罪，却是没有被关起来，可以上下班或是到街上看看大字报什么的。这时候，我和凡一又见面了，那是在乐桥附近的马路上，文化系统的走资派排成长长的行列，被押着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凡一和钱璎也在里面。在那长长的行列里，有许多人当年是和我一起渡江过来的，在渡江行军的途中，我们曾经唱过一首行军小调：“长长的行列，高唱着战歌，一步步地走着，一步步地走着……”当年，那长长的行列要跨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如今，这长长的行列又在走向何方？

我站在这行列的外面，和熟人们十分尬尴地点点头，好像是笑，也像是哭。事也凑巧，看管凡一他们的工宣队队长是从苏纶纱厂抽调去的，这位老师傅和我同在一个技术革新小组里，他问我认识不认识凡一，我说当然认识，他说凡一这人花样最多，叫他拔草，他说要有工具，要不然的话那砖头缝里的草就剔不出来。我说，那当然，凡一做事是很认真的，我来替他们做点儿工具。我在技术革新组里是造半自动落纱机的，什么材料和工具都有，立即做好几把钢皮刀由老师傅转交给凡一。我想，凡一也不是真的要想剔尽市委小花园里的杂草吧，只不过是在消磨时间而已。

不久又和凡一见面了，那是在开明大戏院的后台，凡一和我都被造反派看管着，准备到时候押上台去！

这是一场苏州文化系统盛况空前的批斗大会，开明大戏院坐无虚席。主批对象是周瘦鹃，因为张春桥在上海造反派的大会上点了周瘦鹃的名，说他是鸳鸯蝴蝶派的头头，集封资修于一身等等。苏州的造反派当然不能按兵不动了，立即揿起了批斗周瘦鹃的高潮。凡一和钱璎多年主管苏州的文化工作，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是周瘦鹃家的常客，当然要陪斗。陪斗的还有程小青，同属于鸳鸯蝴蝶派，只是少了范烟桥。我因为被“武林高手”又点了一次穴，说我是新鸳鸯蝴蝶派，是周瘦鹃的徒弟，所以也恭忝末座。

当年的批斗大会也有程序。一般的是先唱造反歌，籍以壮胆、提神，造气氛。然后是大喝一声：把某某押上台来！某某被两个造反派跌跌撞撞地推到台上，双手被二人向后一拉，反背在身后，然后向起一拎、弯腰，抓住头发向下一揿、低头，此种动作称之为坐喷气式飞机。

可怜的周瘦鹃那么一把年纪，一天要斗几场，已经被斗得昏昏糊糊地，不管造反派的批判发言中如何训斥，责问，他都回答：“是格，是格。”其目的是免得挨打。

我和凡一、程小青、钱璎等人坐在后台，等待那个大喝一声，“把某某押上台来！”的时刻。押上台去当然也没有什么可怕，习惯了也就有如一场游戏，但也有些感慨系之，好好的一个人，不抢不偷，怎么会被人家押上台去，当众侮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凡一的心里当然也不好受，隔着程小青伸出手来：“给我一枝烟。”

我递了一枝烟给凡一。程小青已经戒烟了，却也要一枝。我们三个人刚抽了两口，冷不防，一个造反的小青年走上来就给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把我咀边的香烟打飞：“你还抽烟！”

程小青连忙把烟灭掉：“小同志，不要打人嘛。”

“谁和你是同志，我还没有打你呢！”

凡一却把身子转过去，不知道是把烟藏在哪里。

这就是我和凡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场“后台会”，留下了一点不那么愉快的记忆。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相会的机会很多了，而且都是比较愉快的。有时候是会议上，有时候是在宴会中。我们抽烟时再也没有人来打耳光了，可我们却都把烟戒了。酒不能戒，碰到一起就喝个够。每年春节，凡一家必然要打电话来，召集我们几个老人去吃一顿，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过。那不是什么请客，而是凡一的烹饪技艺表演；那些菜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只是饭店里绝对做不出来，因为这菜里除掉美味之外，还调和着漫长的岁月和那深深的情谊。

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凡一和我都去参加了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他很激动地谈起戏剧方面的许多问题，我却呆呆地看着这位当年的凡科长，想起了他对苏州文化事业的多方面的贡献，除掉昆曲和评弹之外，还有一点是鲜为人知的，他对苏州古典园林的修复也是功不可没。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对古典园林的修复和保护不是什么重要的课题，只是有一帮专家和学者在那里奔走呼号，提出建议，可是谁来组织他们，谁来调拨经费？凡一。凡一当时主管文化，让这些老先生都集中在文管会中，每年都为他们争取一笔经费，然后放手让专家学者们去做，凡一不加干涉。

专家们的意见也不统一，有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凡一也不擅自作主，让他们自己求得统一。事实证明此种领导方法是极其高明的，苏州古典园林的修复只才免受外行的干扰，才能避免那种修建中的破坏。

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宴会中，我和凡一坐在一起，谈起了五十年代我们接待外宾时吃过的一些菜，老年人怀旧时总觉得现在的菜肴不如过去的好。过了没几天，凡一家突然来电话来叫我去吃饭，我问他为了何事，因为春节还没有到哩。他说不为何事，就是为了吃一顿。我去一看果然如此，原来他是想证明一点：虽然风风雨雨地渡过了五十年，可他还没有老，还能操办一桌和过去不相上下的菜肴。廉颇未老，尚能烹饪也。可我看见凡一那端着盆子的手在颤抖，菜的咸淡也失调，这是他过去很少有的。

凡一欢喜喝酒，也欢喜藏酒，有好酒舍不得喝，藏着。我和他正好相反，先把好的喝光。凡一虽然不赞同我的看法，可这一次却拿出一瓶五粮液来，我一喝大为赞叹，三杯下肚，又放厥词，劝他赶快把家里的好酒喝掉，免得来不及。凡一还是不同意，说是慢慢来，他要活到九十岁！

过了不久，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是凡一过世了，突发心脏病，抡救也来不及。这天夜里我睡不着，想起了当年如何与凡一从阊门外的万人码头一起踏上苏州的土地，想想他这一生也很可惜，看起来是当了一辈子的官，可也身不由已，他的才能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到了能发挥时却又髦髦老矣……想到最后却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劝他把好酒先喝掉，他不听，如今是“一滴何曾到九泉”。

（原载 陆文夫《深巷里的琵琶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