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为清王朝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努力，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中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值得人们欣赏。

骨头要硬。曾国藩率领着湘军队伍，奉行“结硬寨，打呆仗”的方法。

湘军每到一地，必先深沟高垒，严密布防，然后再思作战。深沟要挖一尺深，防止马队攻击；高垒要筑一尺厚八尺高，用来防止火炮攻击。每日往前推进一段路程，再挖深沟、筑高垒，如同巨蟒缠人，用一道一道壕沟把城市困死。正是凭借着这种坚忍踏实，死磕到底精神，湘军硬是把太平军这块“硬骨头”给啃了下来。

曾国藩在修身方面，也颇有打仗的硬骨气。他说：“人处财，一分定要十厘，便是刻。与人一事一语，定要相报，便是刻。治罪应十杖，定一杖不饶，便是刻”。这里的刻，就是规则的意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绝不说软话。

到了而立之年，曾国藩给自己制定了“修身十二法”：持神敬肃、静坐养性、起床要早、读书要专一、攻读史书、慎言、保持身体健康、日知未知、月温旧知、习练书法、夜不出户。这十二条法，他每天醒来，必定遵照执行，坚持到晚年离世前。

毫无疑问，曾国藩对自己要求是非常严苛的。回顾曾国藩的一生功绩，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所有成就，都依赖于这十二条。人这一生， 真正的硬骨头是人的意志。

姿态要低。年少时的曾国藩刚进翰林院，他发现找不到几个老乡时，傲气冲天而起：“看啊，湖南千万人，才出了几个翰林？我不狂妄一点，都对不起湖南人”。于是，他总把自己抬得很高，把别人看得很低，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

人一旦傲，脾气肯定很臭。曾国藩和各种各样的人吵架，把湖南土话中最脏的话带到了北京，如泄洪一样，见人就喷。每次和别人吵架，曾国藩都要把事情的经过记到日记里，然后咬牙切齿的反省一番：“以后绝不能这样了，要谦虚，要收敛脾气”。

第二天，他找到昨天的吵架对象，又是鞠躬又是道歉。随着一次次的犯错和悔过，曾国藩从中领悟到了做人的道理。他总结出“三实”：“不说大话、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此“三实”他奉为瑰宝，比如在攻打太平天国的战役中，他从不把功劳留给自己， 总是把战功推给部下，甚至是推到皇帝的头上。这使他赢得了部下的爱戴，乃至皇帝的信赖。

曾国藩说：“博学切问，所以广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不懂就要去学去问，所以才会广知，品行言辞不完美，所以才要放低姿态去修身。放低姿态，是一种修行。

存心要善。曾国藩说：“为善最乐，是不求人知”。行善之人内心是快乐的，并且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真正的善不是做给外人看的，倘若行善只是为了标榜自己，那么这种动机不纯的善，是最遭人厌恶的。曾国藩在晚年告诫自己的儿子：“善莫大于恕”。行善不止在于做好事，还在于待人要和善，多宽恕别人的过错，这是最大的善心。34岁那年，曾国藩得到道光皇帝重用，官职连跃两级，升为讲学士。富贵不忘乡，他寄家银钱一千两，拿出其中四百两，以馈赠亲族之用。他在家信中，说明了理由：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佽助，则他日不知何如。

他在信中还时时叮嘱弟弟们，在给各亲戚分发赠银时，千万不要提他的名字，可见曾国藩是个极善之人。

李巍曾说：“人生最好的风水就是拥有一颗善良而感恩的心”。反观当下，很多人不懂得感恩，看人分等级，毫无恻隐之心，把人情当成交易。但凡做点好事，便要上网登报，赚取知名度。如此的“善”是扭曲的，多多少少掺杂着“恶”的成分。真正的善，不为名也不为利，而是出于良知。

行善是快乐的，行善的人一生好福气。曾国藩的“骨头要硬、姿态要低、存心要善”,这种为人处世的独特观念，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敬佩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