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河赤子 心中丰碑

□ 缪文山  缪根山

在如东县袁庄镇孙庄村，有一位令人感动和敬佩的老党员。他家境贫寒，穷则思变，立志参加革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努力让更多的穷人远离饥饿、走向光明；他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入党，勇于牺牲自我、忠诚于党，用信仰铸就了不朽的辉煌；他不忘初心、使命担当，坚守信仰，矢志不渝，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他对后代着眼于价值观的培养，用自己的艰辛和奉献精神磨砺出的人生华丽篇章，诠释忠诚与信仰的力量，铸成老一辈的楷模，点燃了后代人前行路上的梦想。他传奇的一生成为一座星光璀璨的时代丰碑，激励人们不断奋进。

他，就是中共老党员、孙庄村原老村干、家父缪同庆。

穷则思变 立志革命

我的老家在袁庄镇孙庄村界河边，这里以穷闻名，原是无主荒地。一些乞丐们沿途行乞来到此地落脚安身。我们缪家就是随着穷人迁徙的大军过来的，家父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环境里，后来家里虽有两间小茅棚，但外面下雨家中下。祖父缪志武、祖母康四梅租种地主家的几亩地，遇上旱灾，庄稼全部被晒死，如果遇上水灾，田里一片汪洋，太阳一晒起盐霜，庄稼全部都死光；大雨一下浪打浪，颗粒无收去逃荒。为了保命，家家户户拖儿带女讨饭度日。家父刚刚会走路，就跟着祖母外出讨饭求生。那时到发财的人家讨要吃的很难，她们还时不时地挖野菜、捋榆树叶儿，供全家五口人充饥，维持生命，生活极度艰难。

在旧社会，富人家有红、白喜事时，视丐帮为财神，必须热情招待，以图将来发大财。有一天，一富人家办喜事，界河边讨饭人闻风而动，陆续赶到。主人首批安排了18桌要饭的，一看旁边还有4个人没位置，就赶忙再安排了半桌让他们坐下吃饭。故界河边的“十八桌半”名扬十里八乡，流传至今。

有一年的冬天，外面下着大雪，家父跟着祖母出去要饭。因一直在雪地中行走，傍晚回家后裹脚布与脚趾冻得粘在一起，剥都剥不下来，后来用温水泡脚，疼痛得钻心，哭声不断。有一次外出行乞，被富人家的恶狗咬伤，含泪痛哭，家父在祖母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继续前行在要饭的路上。

听说洋涨庵（今河口镇）一带富人多饭好要，家父就拉着两个姑姑跟着祖母步行二十多里路前往，“好爹爹、好奶奶”地喊上半天，心好的人就给一勺糁儿，不客气的人家用大拇指垫在勺底，上面盖上一点糁儿就打发了。

一次在洋涨庵乞讨，眼看天色已晚，因路远来不及回家，祖母好言相求，借宿在一个人家的锅门口（灶台的烧火间）。辛苦一天的她们，不知不觉睡着了。熟睡后辛苦一天讨来的一点粮食全被偷光，母女们抱头痛哭。

祖父在地主家做长工，积劳成疾，于1939年9月26日不幸病逝，祖母号啕大哭。时年18岁的父亲协助祖母料理丧事，接下来孤儿寡母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穷则思变，立志革命。1940年3月，新四军连续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和日伪军的重兵“扫荡”，开辟了苏中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日益壮大。20岁的父亲，听说共产党、新四军的到来十分兴奋。他在我党领导的斗争形势鼓舞下，积极配合新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土地改革等运动，逐渐成长为地方党组织的骨干力量。

抗日烽火 光荣入党

1942年，在抗战最激烈、最艰难的时期，凶残的鬼子采用“以战养战”的方针，把南通、如皋东（今如东县）、启东、海门等苏中地区，作为消灭抗日根据地的清乡实验区，疯狂掠夺各种战略物资。1943年4月，日伪军还耗费500万根毛竹，从天生港向北到丁堰，再转向东至双甸、马塘掘港直至黄海边，构筑长约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还设了100多个检问所，配备了450多名检问人员，进行军事和经济的全面封锁，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逼得老百姓毫无活路。

“坚决不做亡国奴！”江苏先后在县、区、乡级建立“农抗会”， 家父勇担乡农抗会负责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他与孙纬经（建国后任如东县委书记）、孙恒彪等积极分子，在双甸一线采取怠工、毛竹浅插、或将原固定篱笆的木桩拔起等手段破坏竹篱笆。同时，积极开展放哨，为党的组织传送情报等抗日活动。1943年7月1日晚上，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破袭行动，将日伪军长达三个月构筑起来的竹篱笆一夜之间就烧为灰烬，家父为胜利拍手称快。

1944年初，家父参加新四军苏中部队开展的打破日伪“清乡”“屯垦”斗争，主动地、有重点地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在如皋东乡，首先于如皋海河滩（今袁庄镇海河滩）歼灭日伪500余人，打破了日伪“清乡”封锁线。

在这个时期，党组织安排父亲为地下交通员。他按上级要求，多次及时准确送达情报，组织人民群众广泛开展反清剿、反扫荡、反渗透斗争，有效地阻止了日伪的侵袭，保证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父亲严格执行地下交通员的工作要求，他曾有好多次跟我母亲刘桂芳一起在地里锄草，不知何时他撂下锄头人走了。我母亲到处找都不见他的人影。后来才知道他根据党的指示秘密参加会议去了。至于开会地点、会议内容、与会人员等等，从不透露给我母亲，保守党的机密守口如瓶。每次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都能准时完成，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民的安全和利益。

这一年，父亲在党组织的培养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党的事业，为人民过上好日子而艰苦奋战。入党后，父亲不忘初心，听党话、跟党走、遵党纪、守机密。并介绍一些表现突出的先进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忘初心 使命担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与之而来的内战开始，这是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内战爆发后，父亲参加民兵队。

父亲时刻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1946年至1947年间，他认真落实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和全县农民代表大会要求，组织群众“开大会、斗地主、分田地”，落实“耕者有其田”的要求。接着落实《土改复查纲领》，按照“三查八比”的要求，组织开展并完成了土改复查工作，保证“胜利果实”的公正分配，防止了“左”的偏向，在本地没有出现乱打“翻身棍”、挖“浮财”等现象，他负责的土改复查工作没有拖全县的后腿。

1948年，父亲组织军粮军鞋支援解放军和民兵作战。比如他走家串户组织徐明、汪兰芳、薛来明等许多妇女进行军鞋缝制、打包、运送，为解放战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年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时，组织上准备派父亲随队南下，但由于他耳朵的听力出现障碍，党组织安排他继续留在地方工作。无论是在前方或在后方，父亲都不忘初心，虽不是战士却同样以冲锋的姿态战斗在地方工作第一线。

新中国建立后，父亲在乡村开展农村工作，宣传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开展互助，建立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他先后担任过互助组组长、农业合作社社长、乡干、村支部委员、协管员等职。人民公社建立后，他一直担任大队党的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

参加工作以来，父亲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极其关爱。在地主家抄了许多金银珠宝，我父亲一样都不要，全部分给了劳苦大众。组织上决定分给我父亲三间瓦房，父亲婉言谢绝，最后分了地主家两间草盖的前山屋及两间厨房。组织上拨下来的救济粮、救济款，只要是他经手的，都全部发给困难户。群众热情地说:缪乡干就是好，我们的利益少不了。

培养后代 重在身教

父亲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对社会和家庭极端负责的人。他虽没有过高的文化水平，但他有超前的育人思维，他用自己的优良品质和言传身教感染后代，确保我们健康成长，不辱使命。

父亲是一位普通人，他在苦难中度过了童年，在担当中度过了青年，在奋进中度过了中年，在期盼中度过了老年。他要过饭、挨过饿、打过仗、当过“官”、吃过食堂、上过河工。他留给后人最值钱的东西是一本发了黄的家庭支出“记账本”、一根桑木扁担、一辆木制独轮大推车和一个党费交纳本。他的这些精神遗产集我国农民党员苦难史、奋斗史于一身，集父辈的责任和担当于一体。中国共产党给了他翻身的机会，他那一句“不能忘本”的名言讲了一辈子，他对新一代的传统教育做了一辈子，他对年轻一代的培育义务尽了一辈子。

文革时期他是当地著名的忆苦思甜讲师。由于父亲的特殊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当地的袁庄小学、袁庄中学、西凌小学、农二中等周边学校纷纷请父亲去做报告，他针对一些青年学生明显忘本的倾向开展传统教育。那个时候他的课期安排得满满的，几乎成了不在编的讲师。每次上课他都要提前认真准备，徒步前往，不拿报酬，深受好评，并成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一员。与此同时，他还在生产队和家庭等场合组织开展吃忆苦饭的活动。忆苦饭的材料选择玉米面、山芋叶子、榆树叶子、麸子、烂菜叶、芋头花、南瓜花、萝卜缨、野菜、米糠等。

社会生活中他是知名的导师。建国以后，农民的生活一步步向好，但是农村中家长里短的事件时有出现，有的把矛盾闹得不可开交，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每当这时，左邻右舍都会跑来请“缪老”前去调解。父亲会通过传统的礼仪孝道等理论疏导帮助，把矛盾的扣子解开，“化腐朽为神奇”，让正能量充满乡村。

在家庭，他是一位称职的老师。父亲倡导正人先正己，要求别人家做到的自家要先做好。自从他1944年入党之后，他就一直扮演“干部”的角色，他在党小组长的位置上一直干到临终。

父亲身教重于言教。他生在旧社会，没有上过学，由于自己刻苦努力，也认识好多字。因为自己没有读过书，父亲对子女的学习和做人非常重视。他说：虽然家里穷，砸锅卖铁也要让下一代上学读书。为了挣钱给子女念书，父亲常常日不休夜不眠地拼命劳作，除了在队里上工，先后十几年帮我家附近的代销点运货。推小车行小船，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都一直坚持为代销点当搬运工，一心想着多挣几个钱给孩子缴学费。在一个寒冬的下午，父亲推着一辆独轮车去袁庄运货，一个人推上200多斤的东西十分困难，就趁长子、次子在袁庄初中读书放学的时候帮他背车子。父亲在后面推着车子，长子、次子用绳子拴在车头往前背，载满货物的车子吱呀吱呀地行走在乡间泥泞的小道上。父亲推得满头大汗，浑身乏力，一不小心小车滑进了路边的干沟里。父亲没有责怪儿子们，他忙爬下沟，将车上的货卸下来，把车子推上岸，再重新装上货。父子仨将一车货推到代销点的时候，已是万家灯火。按每一百斤三角钱计算，往返袁庄需行近十六里路，挣了六角几分钱。寥寥无几的收入，却让父亲内心很满足，他早已将小车翻下沟的情景忘得一干二净。

1966年我们家八口人，挤在两间房子里，过着蜗居的生活，为了翻建房屋，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争取毛竹计划支持、砍伐家前屋后的杂树做桁条，用竹壳做椽子、板旺（芦柴编的帘子）上面抹烂泥，盖上小麦秆，建成了6间土墙茅草屋。整个建房中要算打旺最苦最累，每片旺大约1.4×6米共需18片，请人打旺开不起工资，父亲就领着长子两个人干，手皮被芦柴儿磨破了，用布裹起来继续干，先后花一周时间才完成任务。新房落成以后，父亲见全家人住进新居，铁黑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父亲是一个意志十分坚强的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年腊月二十四 ，他的右手食指意外戳进了木刺，几天后，发起高热，儿女们送他去次子工作单位附近的马塘医院就诊。医生确诊为败血症，需将食指第一节截除，父亲二话没说，配合医生做了切指手术。

五十年代，家家户户吃食堂。开饭时，每个人家都拎上一个钵头去生产队食堂打粥。当时我们家五口人，按人口从食堂打回来的粥每人还盛不到一碗，在实无办法的情况下，父亲就用预先烧好的开水掺在钵头里，稀释后先让长身体的儿子们吃，而他自己却用榆树叶、榆树皮和野菜蒸着充饥。

三年严重困难，我们家喜事连连迎来弟妹出生，但生活更加困难，就连国家每人一年发的7尺布票也无钱去买布，父亲整天为这个家发愁。实在没有办法，父亲只好把家中可以卖的东西都拿到市场上去变钱，就连家里自产的一些胡萝卜也派上了用场。冬天的晚上，父亲带着长子和次子与邻居结伴，把胡萝卜用小木船运到栟茶去卖，在小河里，他抹着竹篙上的冻淩一篙一篙地撑船，一撑就是二十里的水路。到了栟茶运河，他们才可以轮流背纤，装上百十斤萝卜到次日天亮，才赶得上栟茶早市，每斤萝卜一角钱左右，一个来回一天一夜，仅获得十几元的收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中，而父亲却露出了满脸的笑容。

为了我们兄妹5个上学读书，父亲吃尽了千辛万苦。当时家境清贫，有极少数邻居还在看笑话，风言风语地说:老缪家生了4个儿子，将来娶儿媳就困难了。可我父亲不信这个邪，他坚持生一个，养活一个，教好一个。为此他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披星戴月地拼命干活，把攒到的钱全部用在培养孩子身上。到了入学年龄，他就亲自把孩子一个个送进校园。面对缴纳书费、学费困难时，他坚定地讲：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

在他的严格要求和艰辛培养教育下之下，五个孩子个个都读完了高中。到了上世纪70年代，孩子都一个个走出了校园。先后把两名孩子送进了军营，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另两名孩子成为三尺讲台上的人民教师。孩子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奋力拼搏，工作都很出色，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家有两名部队的营、团职干部和两名优秀的人民教师，父亲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时全家连他共有5名党员，令无数人羡慕。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灵机一动，建立一个家庭临时党小组，自认党小组长，他规定每逢儿子们探亲回家到齐时就开家庭党小组会议。每当这时，母亲张罗好菜，父亲准备党课内容。会议的内容不外乎学习党的理论文章，教育我们学党史、不忘本，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不变心，强调党纪党规，倡导清正廉洁，奉公守法，永远做有益于人民的人。讨论家庭重大的事件也在其内，以此来强化家庭的和睦友好，做到内部矛盾不请外人调解。直至今日，父亲上党课的声音还时常在我们耳边响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兄弟四个小家庭都已“羽毛丰满”，确实没有必要再团在一起。为了简化分家的程序和避免不必要的矛盾，老父亲及时召开了一个临时党小组会讨论分家，允许四个儿媳妇（党外人士）旁听但没有发言权。他以党小组长的身份把家里的坛坛罐罐一划拉，就把十几口人的大家分成了五个小家，整个会议用时不到一小时。

在父亲的谆谆教诲下，我们自觉严格要求，个个都成为了单位的优秀党员。现在都光荣地退休了，2024年有兄弟2人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

回首岁月，我们深感父亲与生俱来的高大，他宽阔的肩头上背着的是社会和家庭的责任；他巍然屹立的背部，是我们抵御风雨的一面墙；他的名字，在我们心里是无所不能的一种骄傲；父亲如同一座丰碑，是他支撑起一片蔚蓝的天而成为我们前行的标杆！

父亲，您是一座永远的丰碑，您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我们永远怀念您！